第一節(jié)公共傳媒空間中的身體資本

第二節(jié)全球消費主義中的第三世界媒體

第三節(jié)多元價值的媒體神話反省

第四節(jié)公共空間中的當代影視問題

中國的語境是很沉重的，從本世紀初的"激進尚力"原則，本世紀中的"政治控力"原則，本世紀后期的"知識乏力"原則，到當前的"媒體權力"原則，中國學術文化和文藝批評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權力陰影，使個體精神個體素質得到伸張。對此的確值得欣慰，但對靈肉之爭，對升華與沉淪之爭仍應引起注意。我以為，如果將一味大眾文化"神化"，將其變?yōu)橐粋€新的"中心"，一個新的"神話"，就勢必會造成新的"一元"。

大眾文化以及大眾的世俗關懷都有其合理性，但這只是人之為人的"最低綱領"，在滿足這一層面之后，我們應有"最高綱領"（或起碼的"中級綱領"），即不斷超越自我，達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這樣不斷發(fā)展自己，不斷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紀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站在世界學術文化的前沿，與西方進行真正意義和全新水準的跨世紀對話。

第一節(jié)公共傳媒空間中的身體資本

第二節(jié)全球消費主義中的第三世界媒體

第三節(jié)多元價值的媒體神話反省

第四節(jié)公共空間中的當代影視問題

中國的語境是很沉重的，從本世紀初的"激進尚力"原則，本世紀中的"政治控力"原則，本世紀后期的"知識乏力"原則，到當前的"媒體權力"原則，中國學術文化和文藝批評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權力陰影，使個體精神個體素質得到伸張。對此的確值得欣慰，但對靈肉之爭，對升華與沉淪之爭仍應引起注意。我以為，如果將一味大眾文化"神化"，將其變?yōu)橐粋€新的"中心"，一個新的"神話"，就勢必會造成新的"一元"。

大眾文化以及大眾的世俗關懷都有其合理性，但這只是人之為人的"最低綱領"，在滿足這一層面之后，我們應有"最高綱領"（或起碼的"中級綱領"），即不斷超越自我，達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這樣不斷發(fā)展自己，不斷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紀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站在世界學術文化的前沿，與西方進行真正意義和全新水準的跨世紀對話。

論文關鍵詞：大眾傳媒娛樂化低俗化窺秘化虛假化導向

論文摘要：近年來部分大眾傳媒在關注受眾中呈現(xiàn)出過度娛樂化傾向；在迎合市場中呈現(xiàn)出過于低俗化傾向；在追逐時尚中呈現(xiàn)出極端窺秘化傾向；在追求效應中呈現(xiàn)出趨于虛假化傾向。規(guī)范大眾傳媒的正確導向，應該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在注重娛樂品質中反對泛娛樂化傾向；規(guī)范傳媒的社會責任，在注重提高大眾水平中反對低俗化傾向；完善傳媒的監(jiān)督制度，在注重保護個人隱私中反對窺秘化傾向；加強傳媒的職業(yè)精神，在注重提高傳媒公信中反對虛假化傾向。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但中國的文化建設與發(fā)展卻明顯滯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fā)展的不平衡狀況引起了有識之士的警覺，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提出推進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即是一個極為英明的戰(zhàn)略。該戰(zhàn)略將文化的發(fā)展與繁榮提高到激發(fā)全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高度，是高瞻遠矚的。

在推進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大眾傳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把握與規(guī)范大眾傳媒的作用，確立大眾傳媒的正確導向，對于推進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現(xiàn)代社會科技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大眾傳媒對于文化教育與文化發(fā)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羅斯文化學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瑪爾科娃指出：“任何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知識，學會利用前輩們積累的社會經驗。掌握文化知識可以通過人與人的交往（在學前班、小學、中學、大學、企業(yè)、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閱讀、獨自參觀博物館等等）的方式來實現(xiàn)。大眾信息手段——廣播、電視和報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保?］生活中，大眾傳媒不僅成為了解信息傳播文化的媒介，更成為文化教育與文化發(fā)展的重要陣地。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加快了市場經濟的步伐，市場手段引入到大眾傳媒的改革中，“將市場經濟引發(fā)的靈感發(fā)揮到更廣泛的領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傳媒產業(yè)的理念，包括規(guī)模經濟、傳媒集團、市場細分、資本經營等。這些市場經濟的概念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和傳媒改革的重要構成，而且，黨和政府經過多年后置式的選擇自上而下的創(chuàng)新實踐、打擊違規(guī)行為之后，也開始呈現(xiàn)基于這種市場導向的話語而采取更加主動的策略和態(tài)勢”。［2］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獨立承包、自負盈虧、經濟效益等成為大眾傳媒轉型中的一些關鍵詞。大眾傳媒在過于注重大眾傳媒產品的商品性質的同時，卻忽略了諸多文化產品的文化內涵，在一味迎合市場過程中，從以往黨的喉舌與工具，突然轉到大眾的娛樂工具。在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失重，構成了某些大眾傳媒從脫離現(xiàn)實的崇高，落入傾心市場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眾傳媒誤導社會與大眾的偏向。

論文摘要:當前實現(xiàn)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現(xiàn)實的途徑，就是要解決農產品流通的問題。而農產品信息得到有效傳播是農產品流通的前提條件，對此大眾傳媒應該承擔重要責任。本文考察了報紙、電視和互聯(lián)網等大眾傳媒的農產品信息傳播現(xiàn)狀，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并就此提出相關建議。

論文關鍵詞:農產品信息大眾傳媒傳播現(xiàn)狀

研究緣起與研究對象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辦法，在于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民增收致富。農業(yè)生產者所考慮的是如何把自己的農產品宣傳出去、推銷出去。所以，當下實現(xiàn)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現(xiàn)實的途徑，就是解決農產品宣傳營銷的問題。

雖然事實上農民所依賴的信息傳播渠道往往來源于人際傳播，但是要實現(xiàn)農產品在更大范圍內的流通，就必須要重視大眾傳媒的作用、利用它們受眾面廣、傳播速度快、成本相對較低等優(yōu)勢實現(xiàn)農產品信息及時而廣泛的傳播。因此，本文試圖對有關大眾傳媒進行考察，分析其農產品信息傳播的現(xiàn)狀及問題，探討新聞媒體對農產品流通和銷售應該承擔的責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參考性建議。

農產品信息主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品性、產地、規(guī)格、質量、市場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農產品流通信息主要指與農產品生產、經營、銷售有關的一切消息、情報、數(shù)據、資料等的總稱，是農情和商情的綜合反映。

一、大眾傳媒對藝術品市場的引導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貿易全球化的市場格局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趨，然而由于當代中國藝術品市場起步較晚，發(fā)展太快，就像沖牛奶或咖啡一樣，快速沖泡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泡沫或不夠成熟，隨之表現(xiàn)的是激進中的市場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對東方文化的需求興盛及藝術投資熱潮的沖擊下，中國當代油畫市場就存在霧里看花的現(xiàn)象，似乎被國際市場牽著鼻子在走，讓話語權掌握在國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現(xiàn)一些國外勢力利用藝術加緊對中國的滲透，強行推銷他們的審美價值觀。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藝術家為了一味迎合國際人士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創(chuàng)作了一些色情味濃、丑陋古怪的作品，成為了收藏者跟風追捧的對象，脫離了中國人的基本審美情趣，致使那些彰顯民族精神，飽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作品深受影響，[]無容置疑這是一種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場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迫切需要我們的大眾媒體積極正確引導，發(fā)揮其權威性、群眾性、教育性以及覆蓋面廣的特點，運用現(xiàn)代化的傳媒手段，采用直觀淺顯、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組合，讓社會大眾清醒地了解并認知，使其沉浸在一個輕松自覺的享受過程中，形成自覺接受的思考習慣，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審美標準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達到影響消費的目的。就像傳媒理論宗師馬歇爾·麥克盧漢所指出的；傳媒是真正的社會教育者，它可以在輕松的視聽享受中教育人、改變人，通過有效地宣傳、介紹、報道，使藝術品得以迅速傳播、流通并擴大影響力和公眾注意力，牽引并提高受眾的審美力和鑒賞力，激發(fā)藝術家的想象力、表現(xiàn)力和創(chuàng)造力，為藝術家與消費者創(chuàng)造一個及時寬松的互動平臺。與此同時，還可以借助大眾媒體的及時性、快捷性、開放性和重復性等特點，對社會起到“瞭望哨”的牽引作用，將藝術真正地融入大眾傳媒的可利用資源之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內容、新的形式與觀念，通過媒體報道、網絡資訊，向公眾宣傳、介紹有關信息，解讀藝術家，詮釋藝術作品，尤其是可以讓真正的藝術佳作反復地進入觀眾的視線產生潛移默化地滲透力，影響受眾的認知水平，鑒賞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們選擇生活享受的商業(yè)價值取向，并使之轉化為影響人們個人品位、社會定位尺度的標準，彰顯當代藝術品市場對人民生活質量產生的極大影響力?？傊?，藝術品市場的落腳點是購藏群體，他們才是使藝術品成為現(xiàn)實商品的最后買單人，是一個健康良性的藝術品市場發(fā)展的終極目標，藝術欣賞者兼購藏者的市場活動是藝術品生產與流通全過程的終點，有了生產與消費才有市場。

概言之，中國藝術事業(yè)的榮辱與興衰必須依靠藝術市場作支撐，一個良性的市場平臺，一方面可以為藝術家提供施展才華的機會和舞臺，另一方面也會給藝術家提出嚴峻的挑戰(zhàn)與壓力；與此同時，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還會創(chuàng)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滿足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與藝術追求。在此我們強烈呼吁：全社會尤其是政府要積極支持大眾傳媒，及時為市場把握先機、適時為那些市場基礎好、有收藏投資潛力的藝術品宣傳造勢，為那些弘揚正氣、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東西文化認同的藝術家吶喊助威，幫助中國藝術品市場抓住主導權。

二、大眾傳媒對藝術品市場監(jiān)督和規(guī)范作用

隨著藝術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縱深發(fā)展，自然地拓展了行業(yè)中的不同角色，盡管中國是在沒有畫廊時就有了拍賣公司這是事實，但時至今日一級市場中的畫廊、藝術經紀人、藝博會等都表現(xiàn)活躍；二級市場中的拍賣公司也異樣火爆;還有美術館、藝術館、鑒定機構、策展人和藝評家、購藏群體等都在積極參與。從理論上來說，在一個成熟的健康的市場體系中，他們應該各司其職，有機結合，協(xié)調發(fā)展。然而現(xiàn)實情況卻并非如此，當代中國藝術品市場已經表現(xiàn)出角色的錯落與顛倒。例如，導致了一些藝術家作品在一級市場都沒形成影響的情況下，就直接到拍賣會去搗亂;更有甚者是有些鑒定者、策展人和藝評家的沽名釣譽，喪失了中立者的本分與良知，與藝術家或藝術經營者勾結抱團，急功近利，肆意為贗品、偽作或藝術水準不高的作品搖旗吶喊，丟失了基本的藝術公道和職業(yè)道德，致使部分藝術品市場呈現(xiàn)出混亂局面。此外，藝術品市場的快速發(fā)展，在所難免的會不斷出現(xiàn)許多的新問題和新的矛盾。有些問題是法規(guī)漏洞與滯后造成的，有一些問題則是誠信、惡意違規(guī)引起的。如拍賣法中規(guī)定“對拍品真假不負責”的條款，成為某些缺乏職業(yè)道德的拍賣公司假畫大行其道的護身符，拍場上的惡意炒作、虛假成交等等讓不少買家上當受騙。還有由于市場上缺乏權威、公正的鑒定機構和合格鑒定人才，一級市場中真假問題也成了制約市場發(fā)展的瓶頸，等等。然而不斷涌現(xiàn)出來的問題更多地需要期待規(guī)章的約束。因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必然促使人們對精神文化消費的追求，人們在基本的物質生活滿足后，對藝術品等精神文化生活產品形成的廣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動著市場行情的不斷走高，行情呈火爆態(tài)勢，但是如果問題不妥善解決好，勢必會影響藝術品健康正常的發(fā)展。以上這些問題都渴求著媒體的激濁揚清[]。為此我們強烈呼吁：大眾媒體必須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自覺地履行應盡的義務，充當市場的守護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過對信息的公正選取、真實報道、客觀評價，將社會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理順，協(xié)調成一個有機整體，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媒體的公信力，市場的誠信力，讓消費者放心，經營者歡欣。因為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今天，“讓媒體曝光”這句話的威懾力與震撼力以及社會影響力，大眾媒體應該高舉“監(jiān)督大旗”，借助大眾傳媒的特有權威功能、監(jiān)督功能，充分利用大眾傳媒所具有的多視角、多功能、廣覆蓋以及直觀、綜合、可復制等商業(yè)化特點，廣泛宣傳報道，提供實證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會的陰暗現(xiàn)象和消極負面的因素，透過現(xiàn)象揭穿本質，透過消極弘揚正氣，成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確認識大眾媒體對藝術品市場的負面作用

關鍵詞：風險社會風險傳播大眾傳媒理論困境

摘要：從新聞傳播的規(guī)律角度分析，傳媒在傳播風險時面臨著理論困境，即新聞（預測性報道、新聞策劃）事實的先發(fā)性這一新聞傳播的普遍規(guī)律導致了傳媒在傳播風險時的必然“遲到”，而風險的潛在性與新聞顯著性之間的矛盾、傳媒自身特性等問題必然會使傳媒在風險社會中充當“報警”而不是“預警”的角色。

風險傳播的概念源自20世紀末期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最早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他指出，人類已經進入風險社會，“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tǒng)地處理現(xiàn)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特征具體表現(xiàn)在風險的特征上：風險是潛在的，是現(xiàn)代化生產引發(fā)的，是人為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是建構的，是災難性的、全球性的?！帮L險傳播是在個人、團體、機構間交換信息和意見的互動過程。它不只與風險相關，還包括風險性質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這些信息表達了對風險信息或風險管理合法的、機構的安排的關注、意見和反映。”風險社會構成了傳媒的傳播語境，傳播風險，應對風險傳播成為傳媒重要的一項功能和任務。但是，一提到風險，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傳媒的預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實證明，從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國五角大樓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嘯，到克隆，到轉基因食品，幾乎沒有一個危及人類生存的風險是由傳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觀、完整的報道或警示過。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來以“瞭望者”為天職的傳媒在危及人類生存的重大風險來臨之前而“集體失語”？傳媒對風險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是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傳媒的一個邏輯起點，也是傳媒風險傳播的理論困境。

一、新聞事實在先傳播在后的規(guī)律導致傳媒在風險傳播時“遲到”

現(xiàn)代新聞傳播的理論告訴我們，新聞是對已經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的事實的報道，而不是對未來發(fā)生的事實的報道。但是傳媒實踐中也不乏預測性的報道，例如預測彗星相撞，月食，雪災等；另一類就是新聞策劃，提前對即將發(fā)生的新聞進行超前設置等。那么這些看似“超前”的新聞傳播是否違背了新聞的時間界定呢？下面對這三個問題進行逐一論證。

1.新聞事實的先發(fā)性

作為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和工業(yè)文明相結合的產物，大眾文化以巨大的影響力使得它的傳播載體———大眾傳媒能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以市場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在這種既是意識形態(tài)的又是物化形態(tài)的商業(yè)化運作中，大眾傳媒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傳播了大眾文化。在這個大眾文化凱歌高奏的時代里，民眾喪失了自身的判斷力和理性，不僅欣賞品位和格調下降，而且發(fā)生著價值和信仰危機。在這個媚俗的商業(yè)化時代里，大眾成為媚俗的犧牲品。

解讀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yè)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tǒng)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tài)。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yè)性、產業(yè)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tài)。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fā)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yè)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xiàn)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jié)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fā)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tǒng)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fā)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fā)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fā)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jié)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yè)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shù)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xiàn)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xiàn)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fā)達及最體現(xiàn)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yè)發(fā)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xiàn)象是嚴肅文學的節(jié)節(jié)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shù)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fā)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wèi)。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wěn)。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yè)性很強，注重輿論監(jiān)督，娛樂版追逐時

[摘要]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就黨內民主建構第一次明確了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三分的權力構架，繼而以黨內民主的示范來推進和帶動人民民主。本文認為，構建黨內民主，必須建構起大眾傳媒作為黨內權力一部分的“第四權力”的權力結構地位，作為體現(xiàn)黨員主體地位的一種黨內獨立力量。當前中國的大眾傳媒形態(tài)多樣，而能夠轉變成為黨內民主構架下“第四權力”地位的惟有作為黨的各級黨委機關媒體（黨報等）的黨的媒體?？紤]到黨內民主建設的特殊歷史時期，考慮到黨的媒體作為黨內權力一部分的“第四權力”的特殊功能定位，黨的媒體需要凸顯的主要是輿論監(jiān)督功能和保障黨員知情權功能。

[關鍵詞]黨內民主；權力三分；大眾傳媒

黨內民主問題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過程中經常討論的問題。十六大報告中，首次將“黨內民主”視為“黨的生命”，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可以對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帶動作用”[1]。有學者解釋：所謂“示范和帶動”，其潛臺詞無論就邏輯關系而言，還是就時間關系而言，都是指黨內民主要先于社會民主。[2]《求是》雜志2003年發(fā)表甄小英、李清華文章《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3]又進一步明確了以黨內民主建設為突破口、黨內民主先行、再以黨內民主帶動和推進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路徑。

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并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以“權力三分（指決策權、執(zhí)行權和監(jiān)督權）”為原則，重點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和不受約束的問題。

在西方民主國家，大眾傳媒已經成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障民主制度的順利運行過程中，大眾傳媒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的作用。今日發(fā)展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完全忽視大眾傳媒而單純地談論“權力三分”顯然是偏頗的。那么，明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當前任務是以“權力三分”為原則的黨內民主建設以及先黨內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道路之后，大眾傳媒在新的黨內民主權力框架下的地位如何？在尊重黨員的主體地位，保障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的努力過程中，大眾傳媒又將發(fā)揮什么樣的功能呢？

一、大眾傳媒是否可以成為黨內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權力”？

內容提要：丹尼爾·貝爾是當代美國批判社會學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媒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反文化蛻變過程中的社會作用，從而把大眾傳媒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之間的關系揭示出來。他對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透辟分析，對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大眾文化的批判，體現(xiàn)了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但其新保守主義的文化立場，又決定了他的這種批判是溫和的、不徹底的。

一、貝爾的學術研究與其批判性傳播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傳播學界，首先是西歐的傳播學家們，圍繞“信息時代”的社會制度、傳播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等問題，曾展開一場廣泛的國際討論。這場國際討論直接發(fā)端于兩本書的問世，第一本是《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1960)，另一本是《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1973)，均為丹尼爾·貝爾所著(張隆棟，1993：287～290)。

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1919——)是當代美國大名鼎鼎的學者和思想家。貝爾在四五十年代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曾任《新領袖》雜志主編、《幸福》雜志編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從事教學工作，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還從事一些與未來研究和預測有關的活動，擔任過美國文理學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tǒng)“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等職。貝爾在戰(zhàn)后西方的社會學、未來學和發(fā)達資本主義研究諸領域均處于領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曾名居10位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者之列，在歐美思想界聲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貝爾的學術著述很多，構成其綜合思想體系的關鍵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兩書外，還有一本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在前兩本書中，貝爾著重探討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會(技術—經濟)結構的變遷，認為在現(xiàn)代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向“后工業(yè)社會”的萌發(fā)階段，技術性決策將在社會中發(fā)揮重大作用，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不可避免地將為科技治國論所取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則追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發(fā)展歷程，并剖析這種文化如何與經濟和政治中的軸心原則、軸心結構發(fā)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貝爾全面探查當代西方社會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領域的努力。他對資本主義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會學和發(fā)達資本主義研究的一項開創(chuàng)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對大眾傳播媒介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關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

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危機，在其表層上，是指技術—經濟領域與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沖突(這種斷裂和沖突，同樣存在于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資本主義技術—經濟體系以功能理性和節(jié)儉效益作為它的調節(jié)方式(軸心原則)，本身是一個官僚等級制結構(軸心構造)，其中的個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為最大限度謀取利潤的工具。文化領域的特征卻是自我表現(xiàn)和自我滿足(軸心原則)，它以個人的感覺、情緒和興趣作為衡量尺度，追求個性的無限張揚和獨立不羈，因而同技術—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之間發(fā)生激烈的沖撞。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貝爾，1989：30。下引該書只標頁碼)，它通過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征性的表現(xiàn)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仰，成為一種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然而，以自我表現(xiàn)和自我滿足為特征的現(xiàn)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卻只能導致人們意義的迷失，從而瓦解文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長此以往，將會使西方社會重蹈古代文明由奢華到內亂的覆滅之路。

第一節(jié)公共傳媒空間中的身體資本

第二節(jié)全球消費主義中的第三世界媒體

第三節(jié)多元價值的媒體神話反省

第四節(jié)公共空間中的當代影視問題

中國的語境是很沉重的，從本世紀初的"激進尚力"原則，本世紀中的"政治控力"原則，本世紀后期的"知識乏力"原則，到當前的"媒體權力"原則，中國學術文化和文藝批評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權力陰影，使個體精神個體素質得到伸張。對此的確值得欣慰，但對靈肉之爭，對升華與沉淪之爭仍應引起注意。我以為，如果將一味大眾文化"神化"，將其變?yōu)橐粋€新的"中心"，一個新的"神話"，就勢必會造成新的"一元"。

大眾文化以及大眾的世俗關懷都有其合理性，但這只是人之為人的"最低綱領"，在滿足這一層面之后，我們應有"最高綱領"（或起碼的"中級綱領"），即不斷超越自我，達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這樣不斷發(fā)展自己，不斷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紀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站在世界學術文化的前沿，與西方進行真正意義和全新水準的跨世紀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