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分析范式，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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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范式及其演進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學哲學家kuhn（1962：第9頁）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guī)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guī)定相應學科發(fā)展方向的共同傳統。1kuhn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lakatos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之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頁）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wěn)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wěn)定的，不容改變的。范式的演進有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即內核不變，通過對保護帶作出適當的調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輔假設，以增強該范式的解釋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拋棄既有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了一種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tài)，首先是通過保護帶的調整，以適應事物的新變化、新發(fā)展，從而提升解釋力和預見力，這就是所謂的范式進步。否則，就要尋找和確立一種新內核，發(fā)生范式革命，最終促使一種新范式的形成?？茖W發(fā)展的過程就是這么一個范式進步與范式革命這兩種類型交替出現即范式演進的過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學發(fā)展的過程就是范式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一門學科解釋力與預見力提升的過程。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綜觀經濟學發(fā)展史，范式演進的脈絡清晰可見。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對知識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闡釋，伴隨范式的演進，經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認識不斷深入。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知識的邏輯起點與動力泉源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我們不難發(fā)現其背后所蘊含的知識命題的某些涵義。

（一）古典經濟學范式

分工和專業(yè)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闡釋，這其中的邏輯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沿著smith的分工思想，經濟學家們進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綜觀smith及其承繼者對古典范式的發(fā)展，與古典范式內核相適應的保護帶可以表述為：人類自身得以生存和發(fā)展所依賴的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xù)進行，及其伴隨的社會生產力的內生演進勢態(tài)，也即人類社會勞動分工內生發(fā)展假說（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楊小凱、張永生，2000）。這個保護帶囊括了以下兩個重要命題：其一，分工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相伴隨的，分工的層次與內涵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其二，分工的演進是與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關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必然要從淺層次的低級分工演變?yōu)槿祟惞灿械闹R要素的高度專業(yè)化分工。這實質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工。3

（二）古典經濟學所蘊涵的知識命題

古典分工思想為知識分工范疇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知識分工范疇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終產生了知識分工，并引起了后來經濟學家的關注。hayek（1937）在20世紀30年代與蘭格（oscar lange）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論戰(zhàn)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知識分工范疇，正式地把知識問題納入經濟學的視野。hayek（1937：第50頁）指出：“……顯然存在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它與勞動分工問題非常相似，起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從我們的科學誕生以來，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前者則完全被忽略。盡管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進了“知識”變量；4汪丁?。?997）試圖以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以drucker（1971、1998）為代表的管理學家更是濃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釋了知識分工、知識勞動、知識社會等范疇。5

對知識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貢獻有兩點：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內核為知識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邏輯起點，為后來者研究知識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涵又是經濟學家研究知識問題的動力源。正是由于人類生產方式的不斷演進所推動的物質財富創(chuàng)造機制的變革，才最終提出和突出了知識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識之所以能夠獨立地走上當今社會經濟舞臺，并成為一種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歸根到底是人類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經濟學只不過為知識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一線光。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知識的認識是間接的、淺層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經濟學中沒有直接論及知識問題，并非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fā)展階段，生產力發(fā)展的核心和關鍵要素是不一樣的。古典經濟學時代可以說是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代，那時，資本是一種最為稀缺的要素，知識還是淺層的、低附加值的，還遠不是一個獨立的要素，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機制尚未成熟，知識只能附著在其他要素上發(fā)揮作用。由此，古典經濟學家沒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識問題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紀中期以前，經濟學家還缺乏研究知識問題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關于這一點，筆者在下文中會作出說明。

三、“純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的漠視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切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競爭模型中，該模型通過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來解釋經濟行為。6從debreu完全競爭模型可見，穩(wěn)定性偏好、理性最優(yōu)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結構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內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則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與完全競爭。顯然，這三個保護帶所指向的是一個確定性的世界。筆者在本文中把具有這樣保護帶的新古典經濟學稱之為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以區(qū)別于下文將要論及的經過修正了保護帶的新古典范式。

認真研讀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經濟學，我們很難看到有關知識范疇的論述。7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在地消解了對知識范疇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設意味著經濟行為者在一個無摩擦的世界中擁有實現其效用的完備的知識和預見，也即經濟行為主體的知識是完備的。在主體關于目標和手段的知識已經是給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發(fā)現和學習。只需確保主體進行選擇的價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實現一般均衡。由此，價格機制是經濟活動中唯一有效的協調機制，價格理論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而“知識”在這里已經不是“問題”。同時，由于一般均衡理論和邊際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過程中的行為層面的內生演進與效能層面的持續(xù)遞增狀態(tài)，關于知識自身的性質與特征的揭密，在確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經濟學與知識的聯系在純粹新古典范式里內在地被割裂開來了，知識范疇無法進入也無需進入純粹新古典范式的視野之中，這就是純粹新古典范式對知識的漠視。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研究的進展

難能可貴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創(chuàng)建的新古典經濟學蒸蒸日上之際，新古典陣營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并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作出了適當地調整。

首先是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knight（1921）認為，不確定性與風險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確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險化的客觀存在，不確定性意味著人們難以通過現有理論或經驗對事件進行預見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直接挑戰(zhàn)了新古典經濟學完備知識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設，引發(fā)了經濟學界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現實性、合理性的審慎思考與認真對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評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年輕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在《企業(yè)的性質》一文中，coase通過放松新古典經濟學充分信息的假設，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疇來解釋企業(yè)的性質與邊界問題，認為企業(yè)是一種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9在coase開創(chuàng)性工作的推動下，以交易成本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fā)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疇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類的認知結構引入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設。simon認為，經濟行為主體在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這一點。這大大拓寬了經濟學家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視野。

經過以上保護帶調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種范式進步，我們可稱之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識范疇就逐漸進入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天然地是與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認知特征聯系在一起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保護帶的調整，大大開拓和啟動了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并在此基礎上，對知識配置問題進行了極有學術價值的探索。

（一）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

1．知識不完備性。得益于knight的啟發(fā)，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論與經濟理論聯接起來，從主體心智的局限性層面闡釋了主體知識內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識不完備性假設，10進而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首先，知識不完備性意味著，我們所應用的關于環(huán)境的知識不是以一種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個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經濟學就不僅應該研究給定的知識能否利用問題，而且應該研究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機制問題。其次，知識不完備性還意味著，對經濟行為主體而言，存在著某種完全無法意識到的東西，經濟學必須探尋經濟行為主體發(fā)現和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必須構建有利于主體學習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識不完備性假設，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內開了知識的經濟學分析之先河?？梢哉f，關于知識不完備性特征的揭示，是經濟學中對知識“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觸及。

2．知識互補性。在hayek的知識不完備性基礎上，我國學者汪丁?。?997）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對知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提出了知識的互補性特征。在汪丁?。?997）看來，知識互補性包括空間互補性和時間互補性。前者是不同類型知識或者不同知識傳統沿著空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后者是同一類型知識的不同知識片段沿著時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其實，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側面提出了知識的這兩類互補性，只是沒有作如此明確的歸總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識分工范疇就隱含著知識空間互補性的特征，因為知識分工也是生產者知識結構的專業(yè)化，其結果是生產者之間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知識物化品的生產只能由不同知識傳統的生產者來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關于知識積累過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關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識與能力的獲得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連續(xù)過程，在時間上具有互補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頁）在研究知識資本的累積特征時更是直接提到“知識互補性”范疇，他們指出，科學知識的生產函數并非是規(guī)模收益不變的，當知識之間的互補性非常重要時，存在規(guī)模收益遞增，這時，如果有更多的可以獲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識的有用性增加。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識互補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識的時間互補性。承認汪丁丁的知識互補性假設，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就無法回避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關于知識分工或不同知識傳統的配置、協調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問題；二是關于知識的演化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問題。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試圖以這兩種形式的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汪丁丁，1997：第77頁）。

3．知識的非競爭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應。arrow（1962）在《干中學的經濟涵義》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識的積累過程及其經濟學涵義外，還指出了知識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識的溢出效應特征。11romer（1986、1990）進一步發(fā)揮了arrow的這些思想，明確提出了知識的非競爭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證明正是知識的這種特質，才產生了溢出效應。lucas（1988）關于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研究也確證了這一命題。很顯然，承認知識的溢出效應，也就承認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知識溢出效應命題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內生專業(yè)化模型等。

（二）關于知識配置問題的研究

以上對知識性質的探索，為建立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提供了理論鋪墊?；谝陨现R性質的理解，經濟學家們在關于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以及知識主體的激勵等知識配置問題上進行了深入地探討。這里，有大量的文獻可供攫取與歸納，由于文獻零碎，條分縷析的工作頗為棘手，下文只能作個簡要的梳理。

1．知識的傳遞與利用。作為一個知識的經濟學拓荒者，hayek立意鮮明地向人們指出，分散化知識的利用乃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在hayek看來，經濟協調的難題在于如何最好地發(fā)現和利用經濟主體中多樣而零碎的“關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12hayek給出的答案是——利用價格體系。市場經濟中的價格體系作為信息交流機制，通過競爭為個體提供了發(fā)現知識并采取行動的機會，是一種傳遞、利用分散知識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業(yè)作為市場機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種利用分散知識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認為，獲得、維持和使用知識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業(yè)的分工可以節(jié)約這些成本，而且企業(yè)的邊界由維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成本所決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業(yè)能促進知識的分享與轉移，在一體化企業(yè)中，研發(fā)部門與企業(yè)里實施新技術的人員之間的信息流動比市場上優(yōu)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業(yè)與市場的替代關系時附帶地提及知識問題的，并沒有直接對企業(yè)組織中的分散知識的傳遞、利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2．獲取知識的學習過程及其效應。我們不難理解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經濟主體所擁有的知識不僅是一個存量，也是一個流量。存量表明，現在的知識是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果；流量表明，任何主體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處于不斷更新勢態(tài)。另外，現代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主體是以各自所擁有的要素來獲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種要素于生產實踐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種或某些知識的過程與結果，這當中同時也是各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學習行為。以上的分析集中為一點，就是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過程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前面我們所指出的知識的不完備性與互補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這個命題。而對于知識獲取的學習過程的具體描述，新古典經濟學家業(yè)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論。

有限理性學習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與不確定性學習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認知限制以及不確定性環(huán)境下經濟行為人的學習模式與機制；社會學習（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徑依賴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闡明了學習的特性，也說明了學習過程不是發(fā)生在一個無摩擦的環(huán)境中，而是一個行為互動的延續(xù)過程；作為研究互動理性決策行為的一門學問，博弈論中有大量關于學習的文獻（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為者如何從過去的行為進行學習、行為者如何通過對環(huán)境結構以及他人行為的理解來學習以及調整信念的貝葉斯學習等。這些博弈學習理論有別于行為者被假定為在已知他人行為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運作的傳統模型，考察了經濟行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和制度環(huán)境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作用并學習從而理解對手的過程；arrow（1962）的“干中學”學習模型考察了工作實踐中知識的積累對生產力的影響，驗證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時也表明了個人和組織所獲得的經驗會滯后于改進行為，進而又修正了純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經濟行為人即時性反饋機制的假設。

3．知識產權主體的激勵。當知識以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發(fā)揮作用時，知識本身就成為一種產權。知識產權主體需要相應的激勵以促進知識的持續(xù)利用與進步。這樣，對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自然要進入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002：第91頁）從知識的“代數格”表達方式和知識的互補性原理來研究知識產權的博弈均衡。汪認為，通過買方叫價的競爭機制，產權博弈將自動找到均衡的知識價格，一個經濟的知識產權均衡價格與該經濟體社會成員的知識水平正相關。另外，汪丁丁還就知識產權的經濟學分析作出一個很好的文獻綜述。根據汪（2002：第83頁）的概括，人們對知識產權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動態(tài)經濟過程中確定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最佳適用范圍和最佳適用時段”。這些文獻的主旨是：①長遠看，知識屬于全人類，應實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會發(fā)展階段，為促進知識進步，應當保護知識產權；③知識互補性特征決定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容易壓抑知識的自由發(fā)展與知識進步；④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探尋特定社會在特定發(fā)展階段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度”。

隨著知識要素作用的日益凸顯，知識產權的資本化現象也就隨之產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周其仁（1996）、楊瑞龍（2000）等人的人力資本產權理論深入探討了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問題。在高科技產業(yè)中，創(chuàng)業(yè)者以及高科技人員一般都能憑借創(chuàng)意知識或技術能力而擁有一定份額的股權。在當代高科技經濟中，人力資本股、創(chuàng)業(yè)股、創(chuàng)意股等范疇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業(yè)進入權命題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觀也從不同的視點對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作出了理論上的闡釋。

除了知識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業(yè)也是一個知識產權主體。對高科技企業(yè)激勵的研究，主要是著眼于知識產品的定價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coase（1972）的《耐久性與壟斷》一文，對高科技企業(yè)之間的競爭策略以及知識產品的定價策略具有指導性的意義。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經濟學家運用博弈論、契約經濟學、產業(yè)組織理論以及信息經濟學等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對高科技企業(yè)競爭規(guī)則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認為，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網絡外在性是知識產品兩個最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結合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基本競爭策略，如差別定價、標準競爭、捆綁銷售和鎖定等。

以上經濟學家關于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奠定了知識經濟中的契約制度的理論基礎。但總的來看，新古典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標準化的顯性知識層面，對知識產權理論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專利保護問題。而對于隱性知識及其產權主體激勵則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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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ombining teaching with practicing,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erforman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exploring spirit, systematic thinking methods, capacity of turn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capacity of innovations of talent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results from the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關鍵詞:省外實習基地經驗成果

Key words: ecdemic teaching internship bases experiences results disadvantages

基金項目:海南師范大學示范性實踐教學基地建設項目部分成果(課題名稱:創(chuàng)建高素質、精專業(yè)的實踐教學平臺――體育學院體育教育專業(yè)廣東小欖鎮(zhèn)實驗中學實踐基地建設的思考;課題批準號:海師2008-208)

前言

實踐教學是高校教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yǎng)學生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提高學生社會職業(yè)素養(yǎng)和就業(yè)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實習基地建設,是進行實踐教學的根本保障,是學校事業(yè)發(fā)展和實現辦學目標的需要,也是學校與社會和諧互動的需要。隨著我校辦學規(guī)模的擴大,加強省外實習基地建設,已成為當前我校實踐教學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建設省外實習基地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yǎng)的人才的需要

實踐教學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把教學過程和認識過程統一起來的一種教學形式,在體育院?！皯眯汀比瞬排囵B(yǎng)中占有重要地位。省外實習基地的建設可提供學生技能訓練的場所,加強學生的基本實踐能力與操作技能、專業(yè)技能的培養(yǎng),為學生職業(yè)應變能力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的形成搭建良好平臺。所以建立省外實習基地,對于培養(yǎng)適應當今教育體制改革需要和用人單位對口的“應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示范性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先進經驗與成果

2.1拓寬實習渠道,有效提高我院辦學影響

小欖鎮(zhèn)實驗高級中學,作為我院實習條件完善、固定的師范類省外實習基地,有效地拓寬了畢業(yè)生實習實訓的渠道,為省外用人單位提供了考核擇優(yōu)的平臺,對學生實踐與創(chuàng)新意識培養(yǎng)以及綜合素質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為畢業(yè)生提供了“準就業(yè)”的舞臺。

經過多年的建設,示范性實踐教學實習指導效果和課堂教學質量明顯提高,為我院實踐教學工作的改革與開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我院已有多名畢業(yè)生,因其良好的實現表現得到了當地教育局的認可,并留在當地任教,如:王建春、郭宏震等。同時,通過對該基地實習的畢業(yè)生跟蹤調查發(fā)現, 畢業(yè)生普遍反映,他們在教育理念、工作作風和教學實踐能力等方面受益頗豐;用人單位也普遍反映,我院基地實習的畢業(yè)生在教育教學工作中,綜合素質和綜合能力高,充分展現了我院示范性實踐教學基地具有鮮明的實踐教學工作特色。

2.2指導特色鮮明,實習效果突出

通過省外實習基地實習,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到我們的學生在哪方面有缺陷及基礎教育需要哪一類型人才。省外實習基地實習指導教師在指導學生實習過程中,針對不同實習學生的特點,采用“一對一”(一個老師指導一個學生)、“二對一”(兩個老師指導一個學生)的指導方法。使實習學生盡早熟悉環(huán)境,了解實習學?；厩闆r,特別是讓學生對實習班級的教學進度、班級情況和班主任工作做了詳細的了解,為實習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從而提高了實習的質量,達到了預期效果。

2.3校內外一體化結合,實習內容豐富

體育教育專業(yè)開設的專業(yè)課,如田徑、學校體育學與實際教學都需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學生才會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在省外實習過程中,我院實習生的田徑運動會的組織編排與裁判工作能力顯著提高。在日常的實習活動中,豐富了訓練教學經驗,如實習生對實習單位籃球、散打、田徑等體育訓練班的教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專項訓練經驗,使實習生對自身專項有了新的認識。

三、結語

幾年來,在省外實習基地建設方面,海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雖然作了一定的工作,但在實際操作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如何結合當今教育的實際情況,改革實習教學內容;如何建立實習效果考核評價指標等,這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繼續(xù)完善。

參考文獻:

[1]張晨民,高靜穎. 獨立學院“應用+技能+素質”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初探[J].現代教育科學(高等研究),2006(5):80-81

[2]傅忠,曾盛綽.校外教學實習基地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農機化研究,2005(9):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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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無償獻血　獻血不良反應　預防與處理

獻血不良反應指獻血者在獻血過程中、獻血后一定時間內出現的頭暈、虛弱、出汗、惡心、面色蒼白、出冷汗、四肢無力等不適癥狀，屬迷走神經血管性反應［1］。獻血反應在一定程度上給無償獻血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負面影響。正常情況下，符合獻血條件的健康人，1次獻血200～400ml，對人體不會產生影響。但由于一些主、客觀原因，在獻血過程中，少數獻血者會出現一些不同程度的獻血不良反應。為了有效地預防和處理獻血不良反應的發(fā)生，保證無償獻血工作的順利開展，對2009～2011年南京市街頭獻血點全血獻血者發(fā)生獻血不良反應情況和程度進行分析，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2009～2011年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南京街頭采血點采血120785人次，男63649人次，女57136人次，平均年齡25.5歲。

獻血標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健康體檢標準者，年齡18～55周歲，體重：男≥50kg，女≥45kg，經過征詢、體檢合格。

獻血量規(guī)格選擇：200ml、300ml和400ml。

計量設備：CZK-ⅡC型微電腦采液控制器。

獻血不良反應程度的判斷［2］：①輕度反應：獻血時或獻血后出現面色蒼白、頭暈目眩出虛汗等癥狀。②中度反應：除輕度癥狀外，尚有胸悶、惡心、嘔吐、心悸、脈搏細弱等癥狀。③重度反應：除中度癥狀外，還有明顯的腦缺血癥狀，暈厥、抽搐、意識不清、持續(xù)性低血壓、心動過緩及血腫等癥狀。

結　果

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2009年1月～2011年12月街頭獻血者有973發(fā)生獻血不良反應，其中，獻血量100ml＜x≤200ml時發(fā)生反應504人，占總不良反應人數的51.80%，獻血量200ml＜x≤300ml時發(fā)生獻血反應373人，占總不良反應人數的38.34%，獻血量300ml＜x≤400ml時發(fā)生獻血反應96人，占總不良反應人數的9.87%。2009年1月～2011年12月獻血不良反應發(fā)生時和采血量關系，見表1。

在973例發(fā)生獻血不良反應中，最主要因素是精神緊張515例（5293%），多見于初次獻血者，其他原因依次為睡眠不足156例（1603%）、疲勞例107例（1101%）、空腹78例（饑餓）78例（802%）、穿刺疼痛55例（565%）和受環(huán)境影響48例（493%）。發(fā)生無償獻血不良反應的主要原因，見表2。

討　論

獻血不良反應發(fā)生時和采血量關系的分析：根據調查結果可見，獻血不良反應主要發(fā)生在采血量為100＜x≤200ml時，在獻血過程中，采血者要認真觀察獻血者的血流量變化和獻血者表情，同時應注重和獻血者的情感交流與心理疏導，注重獻血初期獻血者的心理感受，針對情況及時進行溝通調整，使獻血者在輕松愉快的心境中渡過精神緊張期，消除恐懼心理，有利于預防和減少獻血不良反應的發(fā)生。

獻血不良反應的原因分析：從表2可見，獻血不良反應發(fā)生的原因主要有：①精神緊張：隨著無償獻血宣傳力度的增強，“獻血無損健康”在獻血者中已形成共識，但是，首次獻血者由于沒有親身體驗，總是存在著不同的顧慮和恐懼心理［3］。②睡眠不足，身體疲勞：有些獻血者因夜班或熬夜后，沒有得到充分放松休息，或者由于工作學習等原因身體疲勞等，體力尚未恢復時而前來獻血。③空腹獻血：部分獻血者有不吃早餐的習慣，或因為了減肥不進食。這部分人占獻血不良反應一定比例。④穿刺疼痛：由于獻血者血管條件，和采血者穿刺技術等因素，另方面，由于獻血者精神緊張導致皮膚肌肉收縮，影響采血進針繼而引起的疼痛刺激等。⑤獻血環(huán)境不理想：在街頭采血點，尤其是獻血車內進行采血操作，由于車內空間有限，人員擁擠，空氣不夠流通，或獻血等候時間長，很容易造成獻血者情緒急躁等不利因素，均可導致獻血反應的發(fā)生。

參考文獻

1　張迎奇，吳志民，水波，等.獻血不良反應與預防措施［J］.基層醫(yī)學論壇，2011，15（5）：446.

篇4

法經濟學領域，科斯的貢獻在于在主流經濟學和法律分析之間搭建了一個堅固的橋梁。在科斯之前，法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早就被人們所關注，分別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們都沒有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發(fā)表，才改變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經濟學的邏輯，不僅表明了法律對于資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對法律進行分析。這一方面使經濟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點，尤其是區(qū)別于以公平為基點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資源配置功能的經濟學，今后不僅要研究價格機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要理解現實經濟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就必須放棄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認真研究法律制度。與此同時，科斯也提供了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付出成本。這些成本不僅包括產權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權利交易的成本。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說明這些成本，并比較它們的大小，以尋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為比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標準，說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徑，就說明了法律制度與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因此，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演變成為一種選擇學說，主體根據理性最大化原則，在不同的制度之間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進行選擇，從而與主流經濟學融合在了一起。更為重要的是，科斯還將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較統一的研究團體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傊?，《社會成本問題》的發(fā)表，成為法經濟學誕生的標志。按照科斯開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經濟學繁榮發(fā)展了起來。

但是，隨著法經濟學學術收益的邊際遞減，法經濟學的未來發(fā)展方向逐漸成為學者們關心的問題。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學法學評論》?？谟懻摲ń洕鷮W的未來發(fā)展方向時[1]，雖然討論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較嚴重。貝克爾、埃普斯頓(RichardA.Epstein)等對法經濟學未來發(fā)展表示憂慮，而波斯納等則對法經濟學的發(fā)展充滿信心。雙方都有充足的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這表明在法經濟學未來發(fā)展方向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經濟學未來將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呢?

一、談判分析范式：曾經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開辟了法律的經濟學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領域進入了分析視野，更多的經濟學理論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納等人的推動下，談判理論被廣泛地應用于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中，為法經濟學的蓬勃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談判理論以傳統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項資源從估價低的主體手中轉移到估價高的主體手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yōu)化資源配置，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在談判過程中，雙方自愿地對交易對象、價格、數量、方式以及風險分配等進行協商，結果或是達成一致進行合作，或是難以達成一致無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現何種結果取決于合作風險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談判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確定風險值，不僅要明確各方的資源察賦狀況，還要明確交易雙方的競爭情況，確定競爭出價；(2)預測合作剩余，找出交易雙方的評價差異，預測雙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預測的基礎上，明確各方獲得的份額、分配合作中的風險，履行協議獲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壓力和雙方談判實力均等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談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然而，有諸多因素阻礙著自愿合作的進行，合作是有成本的。不僅存在著風險值難以確定、合作剩余難以預測和順利分配等阻礙談判順利進行的內部因素，而且壟斷、外部性和信息等外部因素也阻礙著談判的進行。合作失敗和合作難以使資源正常流動，無法被用于最能發(fā)揮作用的地方，無法形成最佳的資源配置格局，也無法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如果采取非正常的手段進行流動，如偷竊將會造成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損失。所以要克服合作障礙，努力減少因合作失敗帶來的福利損失。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協議失敗造成的損害最小，成為立法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規(guī)范的霍布斯定理”[1]。

以談判理論為核心展開的法經濟學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它以傳統價格理論的三大假設一一理性人、穩(wěn)定偏好和均衡分析為基礎，加人了產權、信息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具體說明了合作的益處和阻礙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的來源，為建立制度克服阻礙、促進合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提供了評價標準。并且，談判理論是以市場主義來看待法律問題的，認為法律規(guī)則形成的只是不同行為的“隱性價格”，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易。法律的作用，即在于使人們進行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竭力降低合作不成帶來的損失。因此，談判理論實際上是揭示了在交易成本為正的世界中如何實現效率的問題。而對各種阻礙因素的克服涉及了多方面的經濟理論，克服阻礙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了幾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以及程序法等部門法的分析中，談判理論起到了基礎理論的作用。[2]這些部門法分別涉及了權利的界定、流轉和保護三個方面，被認為是法律體系的主干。談判理論對這些領域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以效率觀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檢驗。談判理論將它們都統一到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自愿合作的宗旨之下，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使較為散亂的對部門法律制度進行的經濟學分析，有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核心。談判理論因此成為法經濟學在興盛之初的主流分析范式。

二、博弈分析范式:目前的主流分析范式

隨著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應用，不僅給經濟學帶來了分析方法的優(yōu)化，而且推動經濟學向更加現實的方向發(fā)展。法經濟學同樣引人了博弈論，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與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發(fā)展趨勢相一致，法律的博弈分析逐漸取代了構建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談判分析范式，成為新的主流法經濟學分析范式。

法律的博弈分析之所以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主要在于博弈分析的行為假設與法律行為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法律不僅關注個體對法律規(guī)則的反映，更關注在法律規(guī)則下行為人之間的相互反映。博弈論所分析的對策行為的基本特征，就是行為的形成不僅是自身約束條件的函數，同時也是博弈對方行為的函數。這與法律關系中當事人的行為模式是一致的。在既定的法律關系中，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行動選擇，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也必然受到其他當事人行為的影響。并且這一行為也將影響所有當事人的今后決策。因此，將法律規(guī)則下的行為人之間的行為互動歸結為對策行為，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更加準確。

博弈論承認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沖突。盡管博弈論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但博弈論解釋與分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不再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反而認為均衡的實現要符合一系列嚴格的條件才能達到。博弈論嚴格地堅持了個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設，但這個最大化是將其他參與人的決策考慮在內的最大化，說明了參與人之間的相互制約是人們選擇不利制度及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博弈論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無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競爭充分的假設，運用了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目前，博弈論已經被學者們較為成功地重新分析了法經濟學幾乎所有的領域[1]?？傊┺姆治鼋o法經濟學帶來的主要進展，集中體現在它對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和談判分析范式的突破上。

第一，博弈分析突破了市場本位?？扑沟缺M管強調交易成本是決定性的制度選擇標準，但是在基本觀念上，他們依然堅持“市場本位”，認為自愿交易是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即使在“市場失靈”的環(huán)境下，也不能就此認為政府干預就是比市場更好的選擇。這也是整個芝加哥學派的核心觀念。波斯納的分析更是突出了“市場本位”，他認為“效益最大化”是法律及其活動的主要價值追求，是評判法律規(guī)則的核心標準[2]。博弈論盡管與經濟學具有共同的核心基礎—個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博弈論并非源于經濟學，也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種數學方法。因此，博弈論可以作為多個社會學科研究方法，只要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涉及對策行為，進而避免以一種社會學科的規(guī)范和了馗標準來評價另一學科的弊端，從而使博弈分析不必以“市場至上”為基本觀念。博弈論著重強調行為手段對追求目的的適應性，是一種形式理性。所以在博弈分析中，可以沒有先驗的價值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博弈論已經顯示出博弈均衡的達成有賴于參與人的價值判斷，在存在多重均衡的狀態(tài)下，價值判斷的不同可以導致不同的均衡。斯切菱(Schelling)的“聚點”[3]均衡就說明，當在無法確定均衡狀態(tài)的博弈模型中加人外來信息，如，社會文化習慣、參與人過去共同的經歷等，就可以達到均衡。因此判斷制度是否有效的標準不一定限于效率，也可以是效率之外的其他價值追求，如公平等。只要制度能使參與人的行為在追求價值目標的過程中保持了內在一致的效用(或預期效用)最大化，該制度就是有效的。

第二，博弈分析使交易成本更確定。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因為交易成本概念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而備受批評。談判理論是交易成本的細致化，阻礙合作的因素就是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博弈論進一步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策成本和信息成本上。實際上信息不完全和對策行為是我們迄今所揭示的交易成本的最主要來源。人們對交易成本最初的理解來源于科斯對它的初步界定，即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庫特(Looter)討論了談判中的對策行為[4]。威廉姆森則深人研究了企業(yè)組織內的機會主義行為[5]，這實際上也是對策行為的一種。博弈論的分析將這兩種交易成本的生成源泉結合在了一起，通過數學工具的運用使對它們的分析更加嚴密和具有可操作性，從而使不同法律規(guī)則的交易成本分析更加明確，進而得出的立法建議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包涵進了整體主義的因素。個人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直是主流經濟學和以制度學派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的重大分歧之一，如何協調兩者始終是個難題。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成功地引人了整體分析的因素。博弈論的分析是從個人主義出發(fā)的，個人效用的最大化是分析的起點，并且均衡的達成也是個人最大化行為的組合。但是，博弈論中參與人的最大化行為是所有參與人最大化行為的函數，個人的函數中包含了整體的影響。最終均衡結果的生成也是全體參與人共同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單個最大化行為的結果。并且，制度的規(guī)則和風俗習慣可以作為博弈的框架，構成個體最大化行為的約束。這樣，更多的因素被引入了法律的形成和效應判斷中，極大緩解了對法經濟學僅強調效率價值的批評。

三、行為法經濟學:正在成長的分析范式

行為經濟學是在西蒙的大力倡導下發(fā)展起來的，實驗經濟學則是從20世紀40年代以后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另一個新興經濟學學科。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根據從心理學、實證觀察以及行為實驗中得到的經驗材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檢驗，發(fā)現了許多與理性選擇理論不相一致的“反?，F象”。

盡管在行為經濟學中，尤其是在實驗中，行為人的個人選擇依然是主要的觀察和研究對象，但是行為經濟學對行為選擇的研究已經充分顯示出，在面對復雜且意義不明的現實進行選擇時，個人往往不是一個充分自主的選擇主體，選擇更多地受啟示、偏見、過去以及社會規(guī)范的影響。行為經濟學雖然沒有直接反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但個人決策的非自主性，已足以促使我們思考:從個人角度出發(fā)理解社會是否是一個充分的角度。因為存在著許多從個人角度理解問題而產生的理論困境，如以囚徒困境為基礎的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當然，這些理論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現實的真實困境，還需要更深人的研究。對社會規(guī)范的研究已經成為法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熱點，對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立一個外生于行為人的但要作用于其行為選擇的適當體系。這些研究都將與行為經濟學一起使我們深人地思考理性選擇理論的未來前景，有助于發(fā)展出替代的并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新分析范式。

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是法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運用行為經濟學研究成果分析法律問題的學術趨勢。學者們將行為法經濟學的研究目的謹慎的定位為:運用行為科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提高法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使其擺脫遠離現實的困境。孫斯頓(Jolts,Sunstein)和薩勒(Thaler)說，“我們分析的核心觀念是，行為經濟學還允許我們用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行為進行判斷和模型化，但是是在對人類行為更準確的假設、對法律更精確的判斷的基礎上進行”[1]?？剂_布肯(Koroblun)和尤倫(Ulen)則認為，“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我們并不是提出一個新的范式來代替理性選擇理論。我們的目標僅是將來自其他社會科學的大量的實驗結論融合進法經濟學中，以使人類行為判斷和法律體系目標實現之間的關系得到精煉?！盵2]。

行為法經濟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構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huán)境，最大化地降低行為人理性受到的限制和影響。各種因素的限制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意志力不能夠符合最優(yōu)決策的要求。理性選擇理論盡管不現實，但它畢竟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完美狀態(tài)，說明了實現最優(yōu)決策所需要的條件。因此，行為法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研究內容，就是說明如何限制那些使行為人理性受限的因素發(fā)揮作用，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和得到的信息符合最優(yōu)決策的要求。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這樣一個環(huán)境。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法律比傳統法經濟學的理解更為深刻，解釋力更強。二是應用行為科學的結論，判斷法律規(guī)則約束下行為人的反應，說明法律規(guī)則的效果，進而為法律規(guī)則的選擇提供依據。

從總體上來看，行為法經濟學還是很單薄的，行為科學所得出的結論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這些結論對于法律分析到底有哪些意義還在探索中，如何統一這些散亂結論和分析更是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途徑。

四、法經濟學的未來：“理性”再精煉基礎上的實證方向

應當肯定法經濟學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法經濟學展示了以前沒有被法學理論所充分探討的效率因素，表明了法律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使較為散亂的法律制度可以統一在效率的基礎上，都可以從效率的角度進行解釋。在許多領域，經濟分析的成果已經成為基本理論的一部分。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法經濟學已經越過了發(fā)展頂峰，正處在學術收益遞減的階段。在波斯納以談判理論等為主要工具分析了幾乎所有的法律領域后，這些領域又被博弈論重新分析了一遍，行為法經濟學更是使人們在重新審視這些領域。盡管博弈分析和行為法經濟學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但同時也凸顯越來越多的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的質疑和突破。伴隨著對理論基礎的懷疑，自然產生了對法經濟學發(fā)展方向的迷惑和分歧。因此，對法經濟學未來發(fā)展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對其發(fā)展歷程和基本分析范式深人反思的基礎上。

理性選擇是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它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假設的規(guī)范表述，它包含以下內容：(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認為是個體的選擇決定了社會關系的內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2)要求經濟行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充分的計算能力和完全的記憶能力，從而使偏好穩(wěn)定并能夠對其進行排序和計算；(3)認為決策時的環(huán)境因素對于決策沒有影響，排除了歷史和制度對選擇的影響，并且選擇是孤立的，每個行為人是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及面臨的約束單獨決策；(4)認為眾多行為人同時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狀態(tài)代表著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tài)，實現了最佳的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運行的追求目標。此時，所有參與者都有維持均衡和不偏離均衡的內在激勵，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允許行為人自主決策的自由市場價格體系，是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徑，由此產生了效率價值觀的引申觀念—市場至上觀。

從法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發(fā)展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不斷突破理性選擇理論非現實性假設的過程。科斯的貢獻在于將經濟學引領進了交易成本世界，看到了不同法律規(guī)則安排對應著不同的交易成本；談判理論更是具體分析了阻礙交易順利進行的各種交易成本，說明了如何利用法律降低交易成本；博弈分析則突破決策獨立、信息完全假設，集中分析了在特定法律關系約束下的行為選擇；行為法經濟學更是直接指向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一理性，提出了更加豐富的決策模型和更多的決策影響變量，進而使法律分析更加趨于現實。從這個發(fā)展趨勢來看，法經濟學的未來方向依然會建立在對“理性選擇”這個基礎的突破和精煉上。我認為，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個角度對“理性選擇”進行精煉：

第一，內容上的精煉，主要是確定理性概念中是否要限定行為的性質，是否要限定所追求的目標。一般認為，經濟學的任務是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是人們的最終目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只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手段，而什么是社會福利、什么狀態(tài)才是福利最大化卻不是經濟學所能夠說明的。所以經濟學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認知理性，經濟學不應對行為人的追求目標進行限定。因此，精煉理性概念的第一步，是不要求理性概念對行為人追求目標的內容進行限定。不對目的進行限制，或者說對經濟分析來說目標是外生的，這樣可以容納進更多的價值追求，如公平，從而不將對法律的理解限定在效率的實現上，也不狹隘地認為法律體系是在建立類似于“市場”的價格體系。

但是把目標追求外生于經濟分析，并不等于目標的選擇和追求與個人無關。相反，我認為，目標的選擇是由社會和個人共同決定的，而經濟學對于人類的目標形成及其選擇并沒有足夠的發(fā)言權。如社會認同也是人類的基本生存動機之一，黑格爾甚至認為“為承認而奮斗”是更高層次的人類行為動因。人類不僅需要獲得生存與發(fā)展的物質條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認，只有人才追求榮譽這類東西，也只有對“承認”的追求才使人和動物區(qū)別開來。財產在黑格爾看來只是“追求承認的歷史斗爭的一個階段或一個側面”[1]。但是對于人們?yōu)槭裁醋非笊鐣J同目標，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顯然沒有給出什么充分的解釋。經濟學的重心在于說明目標設定后的實現安排上，而不是說明目標本身是如何形成的。這樣在目

標外生的假設下，不堅持行為選擇必然要實現目標效率，而是將重心落腳在手段效率上，我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為被容納進目標實現集合中。如在社會認同的要求下，行為人完全可以選擇非自利的目標。社會規(guī)范實際上就是已經形成的社會認同標準，它可以外在于行為人，使行為人為獲得認同而遵守它;也可以內化于行為人的目標追求中，行為人自覺地遵守它。庫特(Cooter)就在內化社會規(guī)范的基礎上，討論了行為人的理性選擇問題。[2]公共產品的供給實驗，在表明行為人有供給公共產品偏好的同時，也表明這個偏好是建立在自己的供給行為被他人承認的基礎上的。

第二，與內容精煉相一致，從形式上精煉理性概念，則是將理性限制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上，要求手段是最適合目的實現的手段。“一致性”是對行為人理智的最低要求，要求行為人具有這種選擇能力或至少有追求一致性的內在心理趨勢。這樣，在理想狀態(tài)下，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能夠認識到自己將要追求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計算能力則能夠計算不同手段的實現效率，意志能力則是能夠實現目標之間的統一。當有限制性因素(如信息的不完全、偏見的自我加強等)時，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就建立在了錯誤的基礎上而不能達到理想狀態(tài)。但不是不追求一致性，而是一致性追求沒有完美實現。如果這些因素得以消除，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才得以完美實現。

考羅布肯(Korobkin)和尤倫(Ulen)認為，將理性限定為“一致性”后，理性概念就太過寬泛了，因為任何行為在事后都可以解釋為是當時緩適合的行動選擇[3]。但是，如果我們在事前就確定了行為的追求目標，行為人的選擇就可以“證偽”了。盡管我們不對行為人的目標進行限定，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認為行為人的行動是沒有目的的。相反，行為人的選擇都是基于一定目標的選擇，而且目標是先于行動而存在的。即使行為人有多重目標，因為認知能力的限制，行為人不能具體確定目標的追求順序，行為人的行為選擇也是在向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沒有目標。習慣、傳統、嗜好等使行為人的行為選擇看起來好像沒有目標，但實際上是目標已經隱含在行為中，行為人在過去的經歷中已經設定了目標。盡管這個目標與當前行為人的目標可能不一致，但這只意味著行為人的目標選擇是錯誤的，而不是行為人沒有目標。

只要行為人的行動選擇和所選擇的目標相一致，即使目標錯誤，從“一致性”的標準來看，也是“理性”的。經濟學不對目標進行判斷，只著重于目標和手段之間的“一致性”?！耙恢滦浴本褪墙洕鷮W要追求的目標，這是工具理性。這在經濟學被用于分析非市場制度時，尤為突出。非市場制度的追求目標不是經濟學所能說明的，將經濟學應用于非市場制度的分析，只能限于對非市場制度實現其目標的“一致性”進行判斷，不能將工具目標與目的目標混同在一起。傳統法經濟學的一個失誤就是混淆了兩者，將效率解釋觀和效率價值觀混在了一起，認為效率是法律制度的唯一追求目標。判斷各種法律規(guī)則是否最適合實現它的目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必然是法律的追求目標。如果說法律追求效率，也只是追求工具意義上的效率，而不是目的意義上的效率。不同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的追求目標，不能將法律制度簡單地類比于市場制度，以市場制度的標準和價值觀來解釋所有的法律制度。這一點與

法律實證主義的思想是一致的。法律實證主義認為，法律的追求目標是外在于法律的，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惡法亦法”，法律研究的任務僅限于判斷法律規(guī)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法經濟學雖然不認為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但也應只限于判斷法律規(guī)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

篇5

一、修正的經濟人假設；

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設。從而確立了新制度經濟學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人假定

一、經濟學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學家?guī)於?968年提出的，指常規(guī)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guī)范。它有兩層意思:（1）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2）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為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guī)范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及其行為方式。

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有一套獨特的基本前提假設、概念體系、理論方法，有足夠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論家用來解釋各種理論問題。（2）能持久地吸引相當一批理論家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范式就是經濟學界對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的選擇和界定，它決定了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范式與經濟學流派、經濟學體系等價。它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關系、側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及其不足

從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一流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假設為前提的范式。這三個假設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這種假定，經濟人“總是用敏銳的眼光，對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慮。他不僅明白自己當時面臨的選擇范圍，而且對未來的選擇余地也了如指掌?！保▌⑹厘\，1994）。但這種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論抽象之中，實際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三種假設均存在著不現實性：（1）完全理性不現實——現實中總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現實中往往“信息不對稱”；（3）現實中很難做到利潤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不足：（1）忽視了制度，將企業(yè)看作是一只“黑箱”；（2）對經濟學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時點上，將時間看作是不變的；（3）交易成本為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

1.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理性假設的修正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chuàng)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曾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認為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chuàng)新，是對新古典理論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認為經濟人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發(fā)展提供了長久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但是它沒有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扑怪赋觯骸爱敶贫冉洕鷮W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fā)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間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含的前提，而應該對其展開具體的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中，人們開始研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制度與正的交易費用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抽象世界。在這個真實世界里，經濟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堅持的有限理性觀點，即：人們只具備有限的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諾斯(2002)所說的那樣，“我們實際上只能擁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huán)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guī)則能減少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huán)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chuàng)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傊?，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單純追求自利的行為假定，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同時，這也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

經濟人的有限理假設引發(fā)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第二個假定，經濟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威廉姆森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采用非常微妙和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1987)。這主要包括兩層含義：（1）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濟人就會根據個人目的篩選對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對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謊等；（2）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一旦經濟人發(fā)現有機可乘，就會不遵守或違背契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發(fā)生的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修正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獲得了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機會上義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fā)生。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原則自利原則的拓展。它把“用詭計尋求自利”這種情況包括進去了。經濟人人性假設機會主義的說法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當中，是處處可見的。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設，討論了旨在減少相應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產成本的替代性契約安排的產生。

2.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零交易成本假設的修正

在新占典經濟學的理論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設，經濟人獲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是不存在的。諾斯對零交易成本的現象曾譏諷：“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有趣的問題，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諧的，制度不存在，所有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業(yè)的性質》里提出來的。科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現實的。在他看來，交易活動是稀缺的，發(fā)生交易活動需要成本。這就是交易費用的最初含義。這個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經濟學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設，使經濟學的假設更貼近現實了。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來，立即在新制度經濟學各個理論分支，包括制度變遷理論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然而，對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諾斯認為交易成本“取決于對復雜的價值尺度進行測度的成本、人績效的估算成本以及執(zhí)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實上，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諾斯認為，制度通過約束和懲罰給經濟中交往的人們以明確的預期，從而降低了由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引起的不確定性的程度，而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則表明獲取信息成本的減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這樣通過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就為解釋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修正的意義及局限性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確立了制度在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從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范式也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有限理性假定；（2）機會主義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該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chuàng)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探討了制度變遷規(guī)律及其對經濟發(fā)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fā)性的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等。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zhí)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傊贫仁且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chuàng)新等問題。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例如從其理論邏輯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jié)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但他們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中的真正的人，與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舍棄了很多人的社會特征，仍然從人的一般性來分析抽象的個體。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也存在悖論：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參考文獻：

[1]左金隆: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探析[J].經濟經緯，2005年第6期

[2]龔唯平: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J].學術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諾斯: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發(fā)展[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5期

篇6

一個明媚的秋天的下午，在盧老師的辦公室，他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大學生》：從您發(fā)表的文章看，您認為我們的大學生學習量，也就是學分要求普遍過大。

盧曉東：2014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陳曉宇、朱紅教授領導的課題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調研中，受訪的275名專家中有240名專家提供了本校本專業(yè)畢業(yè)總學分要求，均值165學分?？倢W分數分布于150～180之間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學分的比例最高，達到31%。22%的專家表示其所在學校規(guī)定的本科畢業(yè)總學分數超過180學分。這反映出我們大學規(guī)定的學習量確實過大。

《大學生》：境外高校的學分要求是怎樣的？對學生的教學效果如何？

盧曉東：美國高校本科生學習量要求為120～128學分之間，1學分意味著課堂教學1小時加課外2小時，學期教學周數13～15周。美國本科生的規(guī)定學習量確實較少，但培養(yǎng)出的學生一般被認為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

就學分而言，日本在1931年頒布了《大學設置基準》，其中第三十二條規(guī)定，“學生如需畢業(yè)，經在大學學習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學分”。由于是國家立法，84年來沒有大的折騰和變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諾貝爾獎取得突破，幾乎平均每年一位。

英國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學習量世界最少。但我們看到，英國在創(chuàng)造性人才產出方面是一個獨特的國度，進化論和DNA雙螺旋結構、盧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圖靈和計算機、石墨烯、試管嬰兒……英國在現代文明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國臺灣地區(qū)高等教育在創(chuàng)造性人才培養(yǎng)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學習量為128學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學制學習英國，為三年制，學習量很少，培養(yǎng)出的典型創(chuàng)造性人才包括菲爾茨獎獲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學制改革，大學學制由英制的三年改為美制的四年，學習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學本科基準學習量也定為128學分左右。

《大學生》：為什么學習量與創(chuàng)造力之間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學習量太大反而影響創(chuàng)造力？

盧曉東：法國古典哲學家蒙田在其《隨筆集》中專門論述過“學究式教育”，他對學習量過多舉過兩個精辟的比喻。他說，“我們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時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頭腦中，自己的思想為了讓出地方就擠壓得很小了”“我想說的是植物吸水太多會爛死，燈灌油太多會滅掉，同樣，書讀得太多也會抑制思維活動。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門的東西，就沒有辦法清理，這副擔子壓得它萎靡消沉”。

從認識論上來講，如果認為學得越多就越有創(chuàng)造力就存在一個悖論：創(chuàng)造新學科的本質是突破舊學科范式，所要突破的東西如何能夠成為新學科范式的基礎呢？遵循舊的邏輯會導致一種情況，如果學生對舊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確掌握，他是否會對舊范式產生某種信賴，甚至信仰而非懷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說更加難以突破舊范式呢？事實上，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guī)於髟缇椭赋隽诉@種危險：如果所有的科學家都曾經是并仍然是常規(guī)科學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學就會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進步。

“范式陷阱”這個概念可以描述學習量過多的后果。在舊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舊范式中學習越多、掌握更加精確、不斷在舊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舊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難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創(chuàng)造。經濟學家斯特芬在《創(chuàng)新經濟學手冊》中專章論及“科學經濟學”，他指出：“存在軼事證據表明，過多的知識對于研究者的創(chuàng)新發(fā)現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過多的知識阻礙了研究者。這給我們一些思考的暗示。例如，許多超常規(guī)的研究常常由年輕科學家完成，因為年輕科學家相對年長者知道得更少，因而在選擇研究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向時不會被阻礙”。

《大學生》：這些觀點令人耳目一新，給我們以前普遍的做法敲了警鐘。

盧曉東：我們是該思考，在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人才方面是否存在嚴重缺陷。我們的大學（加上中小學）讓學生學那么多東西，是否會把學生自己的思想都擠壓得沒有地方了呢？沒有自己的思想，創(chuàng)造性何來？我們的學校教育讓學生學了太多東西，是否抑制了學生的思維活動，從而使得學生難有創(chuàng)造力呢？

比如有的高校要求的學分總量竟超過180分，尤其在許多大學中，成立的以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為目標的“教改綜合班”，竟然規(guī)定了超高的學分要求。如一個學校規(guī)定：“前兩年集中強化數理、計算機和英語基礎，共修學分達125學分?！边@意味著該校綜合班學生四年的學習量很可能達到250學分！

另一個大學對以培養(yǎng)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為目標的“強化學院”，其學分制實施方案（2004年12月）規(guī)定：“畢業(yè)最低總學分（含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及其他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的學分），文科類185學分；理科、工科類188學分，其中要覆蓋所選專業(yè)主干課程。課堂講授原則上17學時計1個學分”。

上述兩校的做法并不是個案，從中看出潛在邏輯：“強化出人才”，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讓學生了解和熟悉既有學科范式。目前基于常識的觀點認為，學生對舊學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創(chuàng)造新學科范式的基礎，只有把舊學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練和深刻，學生才能創(chuàng)造出新的學科范式。也許一般學生沒有很強的學習動力和智慧潛力，但選的優(yōu)秀同學有這樣的潛力，因而讓這些優(yōu)秀的學生學習很多知識，他們就能夠成為創(chuàng)新者。

實際調查也證明了這樣的做法是無效的，“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調研專門針對學生完成了“全國大學生調查分析報告”，從學生角度了解學分總數對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表明，“學分總數在回歸分析中，沒有發(fā)現對學生學業(yè)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存在顯著影響”。

《大學生》：學得太多未必好，當然不學也不對，大學生的學習量存在一個適度的問題。在您看來，適度的學習量應是多少？

盧曉東：大學生確實需要適度的學習量。經由教育制度比較，如果以120～128學分為參考基礎，考慮大陸另外有12～16學分政治理論課學分，我們大學生四年的學習量應當在130～140學分之間，上限不建議突破140學分。以15學時等于1學分計算，總學時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學時之間。

《大學生》：現在有沒有大學的先行者，已經按這樣適度的學習量來做？北大能否給全國大學帶個頭？

盧曉東：北大從10多年前就已經把同學的學分總量要求降到140個學分以內，這些年一直堅持著這樣的總量要求，沒有因為一些因素而改變。其他也有一些大學已先行開始減少本科畢業(yè)應修學分數，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開始對本科生的學習量進行調整，在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本科教育改革路線圖”中第一條就是：學生的學分要求降到最低129分，最高157分。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山東大學和北京聯合大學等都非常大比例地減少了學習量要求，為學生疏離范式陷阱以及更深入地自主學習給予了可觀的空間和時間。

建議修訂高等教育相關法規(guī)，將本科畢業(yè)的學習量固化在130～140學分之間，以讓大家有個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實際中出現反復的波折。

《大學生》：可以想象，學習量減少后，大學生有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來做自己喜歡的，更適合自己的事情。學校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給他們提供更便利的學習環(huán)境和更多的選擇途徑？

盧曉東：學校可做的很多。

一是通過通識教育給學生選擇背景和原則。

二是自由選課。在全校范圍內任意選課意味著，當學生在電腦上打開選課系統，他可以看到全校所有院系的課程，并跨越院系藩籬選擇所有課程，甚至跨越本科課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籬選擇課程。在必修與選修的維度上，可以給予學生30%～40%選修課比例，將必修的比例控制在60%～70%之內。這樣的自由選課會帶來許多“意外”，一個物理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會選擇攻讀哲學碩士，之后又選擇“石油工程”專業(yè)博士；德語專業(yè)的畢業(yè)生會報考化學專業(yè)碩士并且如愿以償；一名力學專業(yè)的研究生選擇了生物學本科課程，竟然“意外”成長為生命科學領域的院士（如程和平院士）。這些都是北大學生中的真實故事。

三是以住宿學院和文理學院去除學生的專業(yè)身份束縛。

四是發(fā)展個人專業(yè)。所謂個人專業(yè)，是指個人專業(yè)的課程教學計劃不是由教師組織完成，而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圍）課程中自行組織完成。

五是自由地轉專業(yè)。

六是自由選擇輔修或雙學位。高校應按照學分制模式，為每一個專業(yè)構建一個輔修/雙學位專業(yè)供學生自由選擇。人數較多時，可以單獨開班；人數較少時，完全按照學分制管理。如塔里木大學主修歷史專業(yè)的同學可以輔修“棗科學”；西北工業(yè)大學主修會計專業(yè)的同學輔修“3D打印”；西南師范大學主修“兒童心理學”的同學輔修“古典音樂作曲”。

《大學生》：這些力度不小了，讓我們再放飛設想，還能給同學們哪些盡可能寬松的成長環(huán)境？

盧曉東：比較大的政策改變還可有一些。

一是大學間轉學。轉學具有雙重意義。第一，轉學是普遍的激勵。麥可思2014年對大學新生的調查表明，六成大學新生對學習缺乏動力。轉學就是當下亟需的新動力。第二，轉學是新的學習機會和環(huán)境。實現大學間轉學需要“985”和“211”高校系統調整不同年級的學生人數結構。

二是開放的暑期學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的實踐表明，開放暑期學校具備實踐可能并已產生重要作用。

篇7

【關鍵詞】產業(yè)組織；SCP范式；產業(yè)組織優(yōu)化

一、產業(yè)組織理論的歷史回顧

產業(yè)組織理論是有關市場經濟中企業(yè)行為和組織制度的學科。研究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企業(yè)內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相關的“企業(yè)理論”；二是不完全競爭市場與企業(yè)行為的關系，特別是寡頭市場上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的關系；三是政府與企業(yè)的關系，包括規(guī)范研究的最優(yōu)政策和實證研究的政策效果兩方面的問題。

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國富論》最早提出產業(yè)組織理論即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及這一條件下廠商的企業(yè)行為，但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一般認為形成于20世紀20至30年代。馬歇爾是最早提出產業(yè)組織概念的人，張伯倫和瓊?羅賓遜提出的“壟斷競爭理論"為產業(yè)組織理論的后來研究提供了基礎，所以將他們稱為產業(yè)組織理論的先驅者。

從研究范式來看，產業(yè)組織理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產生于微觀經濟學的廠商理論。20世紀70年代前處于案例研究和經驗研究的階段，該理論更多的是充當解釋統計結果或支持價值判斷的一種方法；從1970年代開始，理論模型取代統計分析在產業(yè)組織理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別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發(fā)展，打破了產業(yè)經濟學領域長期居統治地位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的單方向關系；到1980年代后期，產業(yè)經濟學家認識到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不平衡，包括計量經濟學分析、案例研究和實驗經濟學在內的新一輪經驗研究開始出現。產業(yè)組織理論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奧地利學派等多種理論體系。

（一）哈佛學派

哈佛學派是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遭遇了大蕭條，以張伯倫和羅賓遜為代表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發(fā)展起來。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學建立產業(yè)組織研究小組，提出產業(yè)組織分析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了《大企業(yè)的生產價格政策》。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競爭”的概念。哈佛學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競爭理論的影響，認為市場競爭和實現規(guī)模經濟存在矛盾，該學派尋求如何判斷市場的有效競爭程度以及政府實施何種規(guī)制政策。梅森根據有效競爭的定義和實現有效競爭的條件歸納出兩類的有效競爭標準：市場結構標準和市場績效標準。梅森的弟子貝恩通過對個別產業(yè)的具體分析和實證研究，提出市場結構決定市場績效。貝恩（1959）首先用4個企業(yè)的市場集中度來測量市場結構和用回報率來測量績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制造業(yè)，得出的結論是集中度與經濟績效具有正相關關系。

至于現代主流產業(yè)組織理論中流行的SCP三段論范式則是由謝勒（Scherer）在貝恩兩段論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哈佛學派認為，結構、行為、績效存在因果關系，結構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績效，稱為“市場結構、企業(yè)行為、市場績效”范式（SCP分析框架）。為獲得理想的績效，最重要的是要通過產業(yè)組織政策來調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因此，又稱為結構主義。哈佛學派區(qū)別于其他學派的兩個重要特征是：在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場結構，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實證研究。在貝恩等人看來，寡占的市場結構會產生寡占的企業(yè)行為，進而導致不良的市場績效特別是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產業(yè)組織政策首先應該著眼于形成和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主張對經濟生活中的壟斷和寡占采取規(guī)制政策。

（二）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是上世紀60年代后期在對哈佛學派的批判中崛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該學派繼承了奈特以來芝加哥大學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市場競爭過程就是市場力量自由發(fā)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生存檢驗”的過程。該學派特別注重市場結構和效率的關系，而不像結構主義者那樣只關心競爭的程度，故被理論界稱為效率主義者。

芝加哥學派從價格理論的基礎假定出發(fā)，強調市場的競爭效率，主要理論思想范式是競爭性均衡模型，認為市場在長期過程能夠達到效率水平，反對高集中率的產業(yè)必然帶來壟斷租金，因此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強調導致反競爭行為或壟斷行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市場的規(guī)制導致的進入壁壘。提出了在長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配置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于長期邊際成本，技術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于企業(yè)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最低點。盡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理論上并沒有給出充分必要條件，同時理論也缺乏經驗性的檢驗。

1980年代前后，以泰勒爾、克瑞普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博弈論引入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研究領域，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對整個產業(yè)組織學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改造，逐漸形成了“新產業(yè)組織學"的理論體系。

新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面：從重視市場結構的研究轉向重視企業(yè)行為的研究，即由“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突破了傳統產業(yè)組織理論單向、靜態(tài)的研究框架，建立了雙向的、動態(tài)的研究框架；博弈論的引入使產業(yè)組織學成為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學中最富生機、最激動人心的領域。但是，謝勒（Scherer）就認為“新產業(yè)經濟學"的成績被大大高估了。施馬蘭西（Schmalensee）也同意博弈論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競爭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近年來崛起的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從制度角度研究經濟問題的“新制度產業(yè)經濟學"，也被稱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諾斯、威廉姆森、阿爾欽等人。該學派組織理論的主要特點在于它引入交易費用理論，對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本假說、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作了系統的闡述，徹底改變了只從技術角度考察企業(yè)和只從壟斷競爭角度考察市場的傳統觀念，為企業(yè)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對產業(yè)組織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三）新奧地利學派

產業(yè)組織的新奧地利學派在理論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門格爾（Carl Menger）、龐巴維克（Eugen Yon Bohnbawark）始創(chuàng)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傳統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奧地利學派極力否定作為經濟分析工具的現代數學方法，主張經濟現象應運用人類行為科學的方法，按“人類行為是實現其目的的合理行為”這一公理，通過語言進行闡述。新奧產業(yè)組織理論的基礎是奈特式的不確定性概念，市場不均衡就是因為存在著未被發(fā)現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決策失誤所導致的利潤機會的喪失。

在政策上，新奧地利學派對傳統的哈佛學派的反壟斷政策基本持批判態(tài)度，強烈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新奧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源于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精神，只要確保自由的進入機會，就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壓力，惟一能真正成為進入壁壘的就是政府的進入規(guī)制政策和行政壟斷。因此最有效的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

二、產業(yè)組織優(yōu)化的理論研究

（一）壟斷競爭理論

壟斷競爭理論是對產業(yè)內部企業(yè)之間競爭與壟斷關系和矛盾問題的理論概括。較早論述競爭問題的是亞當?斯密，他反對壟斷，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他初步提出了現代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思想。隨著自由競爭間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馬歇爾認識到了壟斷與競爭的矛盾，提出了“馬歇爾沖突”的理論悖論，但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理論論證的是張伯倫、羅賓遜夫人、克拉克及鮑莫爾等。

1.馬歇爾的壟斷競爭理論

馬歇爾由壟斷競爭的兩難選擇發(fā)展到兩者相互滲透。馬歇爾在1890年《經濟學原理》中認為，大規(guī)模生產能為企業(yè)帶來規(guī)模經濟，使這些企業(yè)的產品單位成本不斷下降、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其結果必然導致市場結構中的壟斷因素不斷增強，而壟斷的形成又必然阻礙競爭機制在資源合理配置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使經濟喪失活力，構成了一對難解難分的矛盾，這就是關于競爭與規(guī)模經濟的兩難選擇的“馬歇爾沖突"，這一理論否認了要么壟斷，要么競爭這種極端又相互對立的觀點，其所揭示的競爭活力與規(guī)模經濟性兩者的關系，成為現代產業(yè)組織理論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2.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的壟斷競爭理論

對壟斷條件下企業(yè)行為所發(fā)生的變異，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難以做出合理的解釋，張伯倫出版的《壟斷競爭理論》和瓊?羅賓遜夫人出版的專著《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不謀而合地提出糾正傳統自由競爭概念的所謂壟斷競爭理論。張伯倫認為，在壟斷競爭情況下，每家廠商的銷售量受價格、產品性質和銷售開發(fā)3個因素的影響。張伯倫分別從單個廠商的短期均衡和一個行業(yè)所有廠商的集團的長期均衡兩種情況進行分析。當單個廠商達到短期均衡狀態(tài)時，由于能實現超額利潤，所以會吸引新的廠商進入，從而使原來的廠商降低價格，當所有的超額利潤消失后，既無廠商進入，又無廠商退出，廠商個數達到最適度的數量就達到新的均衡，同時也是行業(yè)的長期均衡狀態(tài)。與純粹競爭模型相比，壟斷競爭長期均衡情況下的價格要高一些，產量要低一些，有剩余生產能力沒有利用。

3.克拉克的壟斷競爭理論

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競爭概念，克拉克在《有效競爭的概念》一文中，從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關系的角度提出了有效競爭問題，以試圖兼容競爭活力和規(guī)模經濟之間的沖突。所謂有效競爭就是能協調好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競爭格局，即既有利于維護競爭又有利于發(fā)揮規(guī)模經濟作用的競爭格局。克拉克認為從短期看，完全競爭并不完全是好事，只有有效競爭才是合適的。因為從長期看，市場還存在潛在競爭者和替代產品競爭。在一個行業(yè)中，原有壟斷寡頭能獲得超額壟斷利潤時，必然要招致新企業(yè)的加入，增加商品的供給，降低壟斷價格。加之生產者對市場的預見性，主動調整產量和價格的應變能力，制約價格過分抬高，同時壟斷組織、生產者的多樣化經營，也使競爭手段多樣化。多樣化的競爭手段，不僅使競爭有效，而且使成功的廠商不必壟斷任何種產品就能成長起來，從而保證企業(yè)在追求規(guī)模經濟的前提下，使競爭有效，多樣化競爭手段提出了解決馬歇爾沖突的可能性和途徑。

4.鮑莫爾的壟斷競爭理論

1982年鮑莫爾等人提出了可競爭市場理論，該理論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強調廠商進出市場的自由性，即市場不存在嚴重的進入或退出障礙；二是強調范圍經濟，這是針對多樣化經營的廠商而提出的一個概念。

鮑莫爾指出，現實中的市場很少有完全可競爭市場，可競爭性只是一個擴大的、應用范圍更廣的理想基準。鮑莫爾等人還認為，傳統的廠商理論集中于分析生產單一產品的廠商。但實際上，大多數企業(yè)特別是大企業(yè)都生產多種產品，由此他提出了范圍經濟的概念，范圍經濟是指廠商在一定規(guī)模下生產多種不同產品的成本優(yōu)勢。一家廠商同時生產數種產品或勞務的成本小于多家廠商分別專業(yè)化生產一種產品或勞務的成本總和。可競爭市場理論指出，在完全可競爭市場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過行政手段干預更能有效地保護一般公眾利益。此外，可競爭理論并不認為無約束的市場能自動解決一切問題，它認為政府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保持市場中的潛在競爭，采取便于資本流動和推進企業(yè)垂直聯合與重組的政策，以保證市場的可競爭性和多樣化廠商的收益穩(wěn)定?？筛偁幨袌隼碚搹母偁幮再|的角度對壟斷和壟斷企業(yè)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解。

（二）SCP分析范式

產業(yè)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分析范式，簡稱SCP范式。這一范式認為產業(yè)結構決定了產業(yè)內的競爭狀態(tài)，并決定了企業(yè)的行為及其戰(zhàn)略，從而最終決定企業(yè)的績效。

貝恩（Bain，1958）在吸收和繼承馬歇爾的完全競爭理論、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和克拉克的有效競爭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SCP分析范式。該范式成為傳統產業(yè)組織理論分析企業(yè)競爭行為和市場效率的主要工具。他認為，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完全競爭模型缺乏現實性，企業(yè)之間不是完全同質的，存在規(guī)模差異和產品差別化。產業(yè)內不同企業(yè)的規(guī)模差異將導致壟斷。貝恩特別強調，不同產業(yè)具有不同的規(guī)模經濟要求，因而它們具有不同的市場結構特征。市場競爭和規(guī)模經濟的關系決定了某一產業(yè)的集中程度，產業(yè)集中度是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追求規(guī)模經濟的必然結果。一旦企業(yè)在規(guī)模經濟的基礎上形成壟斷，就會充分利用其壟斷地位與其他壟斷者共謀限制產出和提高價格以獲得超額利潤。同時，產業(yè)內的壟斷者通過構筑進入壁壘使超額利潤長期化。因而，貝恩的SCP分析范式把外生的產業(yè)組織的結構特征（規(guī)模經濟要求）看作是企業(yè)長期利潤的來源。

在SCP模型中，用來描述市場結構的變量包括：購買者數量、企業(yè)數量、企業(yè)規(guī)模、市場集中度、企業(yè)進出壁壘、產品差異化等。用來描述企業(yè)行為的要素包括：價格行為、廣告、產品差別化行為、產品創(chuàng)新行為、制定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等。用來描述市場績效的特征包括：消費者滿意度、企業(yè)效率、企業(yè)成長、利潤率等。

（三）產業(yè)組織與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今國外經濟學界最熱門、最前沿的領域之一。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合著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形成。他們使用變化、不確定性、慣例、路徑依賴、有限理性、選擇等概念來代替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完全理性、最優(yōu)化行為和確定性。新古典經濟學只能解釋現存路徑下的決策選擇，是一種靜態(tài)分析；演化經濟在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是演化經濟的基本假設前提下，關注經濟發(fā)展的過程是怎樣的，尤其關注經濟結構變化的長期過程并研究行為人如何在這樣的過程中生存下去，遵從動態(tài)的思想。演化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是長期的。經濟處于均衡狀態(tài)是指企業(yè)都按照各自的生產容量進行生產，既不擴大，也不縮小，但是通過競爭，這種情況會發(fā)生變化。

產業(yè)組織與演化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進入1990年代以來，產業(yè)組織理論在新的視角中得到突破和發(fā)展。從一開始的倚重于市場結構為主到側重于企業(yè)行為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了企業(yè)能力理論，對企業(yè)多樣性、異質性進一步深化，并和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相結合，引入了“動態(tài)能力”的概念。該理論指出，企業(yè)內部的能力和企業(yè)間的能力一樣是企業(yè)獲取持續(xù)競爭力的來源。至此，產業(yè)組織演化的理論拓展又向前邁出了一步。借助于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內核，運用演化經濟學的系統方法，這一研究領域可對復雜動態(tài)的組織演化過程中的演化選擇機制、技術創(chuàng)新機制、制度演化及其與技術、產業(yè)組織之間的協同演化作出系統分析；能對眾多客觀現象，如產業(yè)組織個體的多樣性、產業(yè)組織的規(guī)模分布特征、企業(yè)異質能力、產業(yè)組織間的戰(zhàn)略聯盟和網絡組織、企業(yè)持續(xù)進入、退出某一產業(yè)等現象作出解釋，并能闡述基于演化角度的產業(yè)組織政策等相關問題。

三、產業(yè)組織理論在中國的引進與發(fā)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直缺乏對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系統研究。1960年以后，一些學者開始從規(guī)模經濟的角度研究分析工業(yè)托拉斯的優(yōu)點，但由于這些研究仍然是在傳統范式下進行的，其研究的出發(fā)點只是如何通過計劃來引導企業(yè)之間的分工協作，因而這些研究均未對產業(yè)組織理論的核心問題“馬歇爾沖突"作理論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研究進入一個引進與研究范式初步轉換的時期，最早介紹到我國的產業(yè)組織著作是美國學者W．G．謝佩德（W．G．Shepherd）的《市場勢利與經濟福利導論》（易家祥譯）。國內最早對產業(yè)組織問題進行系統論述的是楊治1985年出版的《產業(yè)經濟學導論》。在整個1980年代，從研究的理論視角和范式看，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雙重性：一方面?zhèn)鹘y的范式和在傳統范式影響下進行討論的問題仍然得以繼續(xù)；另一方面，隨著對外學術交流的展開，一部分學者已開始嘗試運用西方產業(yè)組織理論的范式對我國產業(yè)組織的有關問題進行研究，一些大學也開設了產業(yè)經濟學課程。1988年，日本學者植草益的《產業(yè)組織論》翻譯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外產業(yè)組織理論的譯著。隨后，國內又陸續(xù)翻譯出版了幾本西方學者研究產業(yè)組織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產業(yè)組織：理論、證據和公共政策》，卡爾頓和J．佩羅夫的《現代產業(yè)組織》，J．施蒂格勒的《產業(yè)組織與政府管制》，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對我國產業(yè)組織范式的轉變起到了推動作用。

1990年以后，新范式下產業(yè)組織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階段，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分析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成果，如陳小洪、金忠義主編的《企業(yè)市場關系分析――產業(yè)組織理論及其應用》是國內學者編著的針對國內讀者的第一本系統介紹產業(yè)組織理論和國外產業(yè)組織狀況的專著；王慧炯的《產業(yè)組國產業(yè)組織研究》，這兩本書同時榮獲了第6屆孫冶方經濟學獎（1994），夏大慰的《產業(yè)經濟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和分析產業(yè)組織理論、方法以及產業(yè)組織政策的教材。金碚在在其編著的《產業(yè)組織學》中，全面考察了我國的產權制度、產業(yè)管理制度、勞動人事制度、流通體制、金融體制、外貿體制對產業(yè)組織的影響，使產業(yè)組織學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這一時期的研究趨于多樣化：在研究的理論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統的產業(yè)組織理論的SCP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分析論著，也有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規(guī)范性的分析在減少，實證和案例分析的論著逐漸增多：在分析的廣度上，既有綜合性分析，又有行業(yè)分析和專題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國對產業(yè)組織理論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引進、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階段。

參考文獻

[1]張維迎.產業(yè)組織理論的新發(fā)展[J].教學與研究,1998,7．

[2]王軍,楊蕙馨.產業(yè)組織理論研究:由靜態(tài)到動態(tài)的變革[J].東岳論叢,2006,27(1):60-63．

[3]董艷華,榮朝和.產業(yè)組織理論的主要流派與近期進展[J].北方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4:3-5．

[4]夏大慰.產業(yè)經濟學產業(yè)組織與公共政策:哈佛學派[J].外國經濟與管理,1999,(8):3-5.

[5]夏大慰.產業(yè)經濟學產業(yè)組織與公共政策:芝加哥學派[J].外國經濟與管理,1999(9):3-6.

篇8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fā)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fā)，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tài)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fā)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tài)。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tài)。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fā)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與改革理論的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chuàng)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qū)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chuàng)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jié)，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chuàng)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yǎng)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yǎng)分，提高其創(chuàng)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fā)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fā)現規(guī)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倍翘幚砗谜谓洕鷮W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fā)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fā)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xù)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chuàng)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chuàng)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qū)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chuàng)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fā)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fā)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fā)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tài)：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fā)，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fā)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fā)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guī)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jié)，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yè)利潤最大化與企業(yè)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yè)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fā)展，并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jié)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chuàng)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chuàng)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抓住體系創(chuàng)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chuàng)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yōu)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guī)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yè)、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fā)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guī)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guī)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huán)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jié)、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jié)、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9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障礙；創(chuàng)新路徑

一、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業(yè)的性質》，而其興盛則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環(huán)境下如何實現制度分析與新古典理論的耦合。它在放寬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設的同時，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來研究制度問題，努力把制度分析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費用和產權等概念、研究視角為內核的理論體系，對現實經濟世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所以又被稱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區(qū)別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經濟學，后者由于脫離現實世界而被稱為“黑板經濟學”。由此，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滲透到經濟學各領域，并悄然成為經濟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識之一。可以說，在學派林立，學術觀點異彩紛呈的學術界，以制度為主題和標簽的“思維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經濟學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無疑提升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全球影響力。新制度經濟學的獨特視角和理論范式契合了轉型國家的理論需求。20世紀80年代末，以交易費用、產權、契約、企業(yè)、制度變遷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傳入我國并得到迅猛發(fā)展，以其理論方法研究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等熱點問題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zhèn)魇谛轮贫冉洕鷮W別具一格的理論觀點、研究視角、分析方法勢在必行。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制度經濟學一直被列入我國高校教學計劃之中，成為國內多數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yè)的一門重要的主干課程，有的高校還設置了新制度經濟學碩士點或博士點。[1]在教學實踐中，新制度經濟學的講授有助于學生運用其理論解釋與分析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以及深度參與經濟學理論研討和撰寫學術論文，進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yè)素養(yǎng)與思維能力。

二、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作為一個興起僅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新分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國開設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課程起步較晚，所以各高校在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均顯露出諸多局限性與缺陷。

1.從教材視角剖析教學內容。

雖然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視角獨特、思想已經廣為人知并且被廣泛應用，但其理論體系尚未成熟，明顯區(qū)別于其他成熟的經濟學分支。對新制度經濟學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不難發(fā)現，該理論體系龐雜、概念和邏輯不統一、新成果層出不窮、爭議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識和學術規(guī)范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國外而言，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規(guī)范來編寫，最初的內容是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經典論文的匯編，之后演變?yōu)椴煌瑢W派觀點的文獻綜述，發(fā)展到現在的教材主要是通過對不同發(fā)展時期具有承繼關系的文獻進行梳理，大體勾勒出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框架與經典內容，為各國學習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入門的基礎知識，但仍表現出“思想史雜陳”的特征，在概念、術語、假設前提和邏輯系統上千差萬別，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規(guī)范來呈現的普遍共識和結論，容易使初學者最后陷入無所適從、無處下手的困境。[2]就國內而言，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將關注重心放在了敘述及解釋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論性較強和內容較抽象的特征，還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試圖“另辟蹊徑”，依照作者自己的邏輯框架、學術觀點構建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重新創(chuàng)立一套符合國內教學需求的新制度經濟學教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內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及推廣，但由于這些教材在某些觀點上屬于“一家之言”，同時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視為學術共識和基本常識的部分內容，導致初學者在理論結構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學術共識與作者個人觀點之間難以甄別，容易被“誤導”，最終感覺整個理論體系晦澀難懂與枯燥乏味。

2.從教學實踐洞察教學方法。

透視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實踐，不難發(fā)現，教學方法存在諸多缺陷與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典型特征表現為內容抽象與理論性強，且理論體系與學術規(guī)范還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會比較偏重理論知識的傳授，而較少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而且，案例教學實踐也暴露出各種問題，如直接采用學生不甚了解的國外案例而疏忽實用的本土化案例；選用的國內案例素材不具有針對性與典型性；分析不到位與不深入，不能有效促進學生通過分析本國經濟發(fā)展歷史和現狀來深入參透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其次，在傳統的新制度經濟學教學活動中“，教師講，學生聽”的單向注入模式較為盛行，學生和老師之間以及學生之間很少共同探討教學內容，教學基本成為學生無法真正參與其中的“獨角戲”，這樣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導致其對一些概念、觀點、理論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無法培養(yǎng)和提高他們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再次“，填鴨式”教學的推行使得大多數高校忽視將文獻閱讀法引入教學實踐中?！肮噍斒健苯虒W模式可以使學生了解交易費用、科斯定理、制度變遷等理論的基本內容，但無法使其掌握理論的來龍去脈、演進歷程以及實際應用。而經典文獻清晰呈現出學術淵源，其邏輯分析和問題解釋能力較強。顯而易見，閱讀經典文獻法能有效激發(fā)學生學習潛能，推動其更系統、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結構，不斷提升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與綜合能力。

三、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創(chuàng)新路徑

為有效提升新制度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須確立以教學交往性、教師主導性、學生主體性、知識建構性為典型特征的現代教學范式。這要求我們以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為重點突破口，全面創(chuàng)新教學思路與教學路徑，由理論傳遞向既傳授理論也傳授方法與培養(yǎng)綜合能力轉變。

1.完善與變革教學內容。

高校應從教材選用與教師講授兩個層面入手，不斷推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實現教學內容規(guī)范化、合理化與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選用上，應重點關注國內外比較權威的教材，同時注重多樣化與豐富化，即以一本教材為主，多本教材為輔。值得強調的是，鑒于本科生的知識結構與知識需求考慮，主教材應較為規(guī)范、系統、全面，且不宜太復雜、太難及帶有濃厚的專著色彩。同時，教師在實際講授過程中，也應依據本科階段的學習特點，對主教材內容進行合理的取舍和調整。其二，教師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長，并采用中國思維方式與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國際范圍內所公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內容，同時對國內外不同學派、不同觀點進行對比與梳理，探索一條介于“思想史雜陳”與“一家之言”之間的“比較—綜合”式路線，提煉國際視野下的理論共識以構建符合教學規(guī)范的邏輯框架和理論范式。其三，教師必須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努力探索及向學生傳輸學術前沿動態(tài)，不斷補充與更新講授內容。在迄今為止存在爭議的一些學術觀點上，還需充分挖掘學生獨立思維潛能，激發(fā)其從獨特視角形成獨特觀點。其四，除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與學術觀點外，教師還應將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現實問題引入其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貫通與融合，使學生能用新制度經濟學原理分析現實問題。

2.優(yōu)化與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教師應打破陳規(guī)，從教學實際出發(fā)，著力營建啟發(fā)式教學、參與式教學和討論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的多元教學模式，不斷增強學生主體性和參與性及教學互動性。其一，重點結合本國發(fā)展實際，完善與深入推進案例教學法。首先，教師應利用網絡、書籍等各種可獲取資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針對性也不乏多樣性的素材，并注重盡量選用具有現實性與典型性的國內案例，尤其關注當前持續(xù)升溫達到關注沸點的經濟社會現象與問題。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發(fā)學生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相關原理深入分析現象背后的深層次根源及消除障礙的治理對策。其二，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之特點，大力倡導與推行文獻閱讀法。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爭論接連不斷，要客觀、正確地做出判斷與取舍，除了要理論聯系實際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閱讀經典文獻的基礎上深入推敲。教師應向學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專著和論文），學生可從中選擇各自感興趣的專著和論文反復閱讀、比較式閱讀與討論式閱讀，甚至可以撰寫讀書筆記以深化理解和強化交流，進而不斷提升學生的專業(yè)理論水平、邏輯思維能力與學術論文寫作能力。其三，全方位與多層次推行問題教學法，激活學生主體性和教學動態(tài)性。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應全面創(chuàng)設問題情境，構建以問題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前思考、課堂討論和課后交流的創(chuàng)造性教學方法，旨在改變教師單一信息傳遞模式為信息全溝通模式，不斷建立健全師生間、同學間的合作與互動機制，這不僅可以推動學生認真學習本學科知識，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與自主學習方式，也能促進不同思想觀點之碰撞與交鋒以實現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1]劉甲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方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網絡財富，2010，（1）.

篇10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wěn)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fā)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fā)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yè)和企業(yè)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guī)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fā)展目標（包括經濟發(fā)展方式、經濟發(fā)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fā)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fā)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fā)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yè)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yè)的新發(fā)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yè)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jié)；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yǎng)。

2.4理論研究缺乏規(guī)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guī)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tài)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tài)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偲饋砜?，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tài)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guī)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yōu)化配置規(guī)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yōu)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fā)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fā)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fā)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fā)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fā)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yè)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將西方發(fā)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fā)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趨勢

4.1走向規(guī)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chuàng)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guī)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guī)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guī)范。建立學術規(guī)范，發(fā)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fā)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fā)，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