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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分析；社會科學；價值中立；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C3文獻標識碼：A

行為分析方法發(fā)端于生物學、心理學等對人的行為規(guī)律的研究。行為分析認為，研究人的行為是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而人的行為又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觀察、描述、實驗、分析而獲得規(guī)律性的可靠認識。在我國，一些社會學科存在著身份危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學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為分析的利弊得失將有助于行為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應用和發(fā)展。盡管行為主義有著自身的內在缺陷，但我們只要堅持以辨證的眼光看待它，認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學成分，行為分析將對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行為分析方法的要義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行為分析主要體現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價值中立”論。行為分析的絕大多數研究都將有關價值問題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拒絕研究倫理道德問題，提出應當完全摒棄意識形態(tài)，排除所有的價值判斷，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類行為，嚴格防范研究者的價值觀念介入研究過程，反對把科學和道德、倫理問題混在一起，主張完全“價值中立”，以使各門學科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純科學”。這集中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應當“價值中立”。在行為主義者看來，傳統(tǒng)科學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傾向和感情特點影響之深，妨礙了科學的自主性和客觀性。對于行為分析來說，“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一種理想，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為了做到完全“價值中立”，不僅研究者要自覺約束自己，克服個人偏見、主觀好惡，而且還要對研究方法進行革命，改變既有的研究對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為分析提出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具體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強調必須不斷地探究人類行為的規(guī)律以及與此相關的變量，以此來使各門學科研究真正成為一門解釋和預測的科學；二是強調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實際可觀察的現象，因此科學研究要建立在可觀察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借助現存的理論體系和學者們的思維加工，提出有關現象之間因果關系的假說或假設，用經驗材料驗證假說；三是強調科學研究的資料應當量化，并主張只有量化才能發(fā)現規(guī)律及各種內在的關系。按照達爾的觀點，定量資料的一個好處就是它們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用來進行比定性資料更有效地分析，從而檢驗命題是否成立；四是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當破除學科間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技巧、技術和概念，建立跨學科的方法聯合。

二、行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

行為分析方法以人類的行為為研究對象，通過探索行為的內在機制，旨在找到行為規(guī)律，從而引導人的行為。其主要的研究思路以描述――解釋――預測――導向四個階段為分析框架來進行。描述是邏輯起點，該階段是要對行為的狀況進行客觀的、準確的描述，還行為以本來面貌，從多角度刻畫行為的復雜性，從而把握行為的本質。解釋就是要探究行為發(fā)生的原因，研究行為的發(fā)生機制，把握行為之間的邏輯聯系，從而找到行為的規(guī)律。這是四個階段最重要的階段，反映著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行為分析最復雜也是難度最大的工作。行為生成的原因有多種，有直接的和間接的、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本質的和一般的原因等等，需要把握本質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預測則是在認識行為規(guī)律后對行為未來的發(fā)生和變化進行預測，是從已知到未知，從現在到將來的一種推理和猜測。這是一種基于客觀規(guī)律認識基礎上的、合理的、科學的對未來的預測。導向階段則是在對未來的預測前提下對人的行為形成一種影響，引導人們的行為朝著實現組織的目標發(fā)展，克服影響主體行為的消

極因素，充分發(fā)揮主體的行為積極性。行為分析方法可以說為我們進行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

首先，行為分析方法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科學化發(fā)展。一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促進作用。行為分析方法運用數學、統(tǒng)計學、物理學、生物學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術，如先進觀察、資料收集、個案分析、統(tǒng)計分析等為分析提供量化根據，以量化資料去說明各種社會關系的規(guī)律，從而避免了主觀臆斷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議論，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學性；二是假設法。假設方法主要是預定一套嚴格的理論假設、概念，然后依據已經確定的理論假設、概念開展研究，使每個理論假設、概念都可以用實驗資料予以檢驗和證明。這是自然科學指導原則在社會科學的科學化；三是操作方法。社會科學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一樣也要通過操作程序，不能進行操作的概念則被排除在科學之外。這種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運用增加了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可操作性、可重復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從而推動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證化進程。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行為分析方法還是眾多交叉學科和新理論的催生器。行為分析方法對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法的借鑒，豐富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學”的口號下，行為分析綜合運用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統(tǒng)計學、物理學、系統(tǒng)論、控制論等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行為。如在政治學研究中，行為分析方法認為政治行為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要研究政治行為必須要研究人類的其他行為，并研究其他與之有關的學科。這種多學科性研究催生了政治人類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地理學、生物社會科學等眾多學科，從而

擴大了其研究領域。

四、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啟示

由于行為分析的內在缺陷，1969年伊斯頓在擔任美國社會科學會主席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進行后行為主義革命的倡議。后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批評了價值中立論及哲學基礎，主張價值與事實的不可分；批評了行為主義過分強調基礎理論的研究而忽視了某些緊迫問題的解決，主張社會科學的政治化；批評了行為主義對社會科學傳統(tǒng)研究方法作用的貶低，重新肯定了政治哲學及其方法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地位；批評了行為主義熱衷于以技術手段做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過了研究本身。因此，我們在進行行為分析的同時，必須避免和預防行為分析的這些內在缺陷，使行為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起著建設性作用。

其一，社會科學要把事實分析與價值分析結合起來。一方面社會科學要借鑒自然科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致力于學科科學化建設，不斷探索社會科學的學科規(guī)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視價值的追求，要重視規(guī)范研究。做到科學與藝術、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完美結合。

其二，社會科學既要有宏觀視野，也要有微觀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要有現實感、時代感，但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又要有宏觀視野，要對國家、社會、民族的長遠、根本的發(fā)展有戰(zhàn)略思考。

其三，社會科學要把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社會科學既要進行基礎理論研究，也要大力倡導實證研究。理論研究要走出書齋，實證研究也要豐富理論的發(fā)展，要使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有機結合。理論指導實證，實證發(fā)展理論，形成良性循環(huán)。

其四，社會科學要進行跨學科交叉研究，拓展自身學科研究途徑。社會科學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來充實、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學科間的相對獨立性，要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不能使社會科學內各門學科成為其他學科的仆人或與其他學科混為一跡，失去本學科的獨立身份和資格。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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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處于劇烈轉型期，這些新的發(fā)展形勢，都為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

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滲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變化是雙刃劍。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帶來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有利于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學習，增進了文化傳播和東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的機會，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社會特色社會科學文化。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文化的滲透，一些西方國家抱有敵視和冷戰(zhàn)的思維，對我國輸入不良文化和歪曲的意識形態(tài)，宣揚西方霸權主義，并通過不同途徑進行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滲透，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進行侵蝕。

2.我國社會發(fā)展進入轉型期。一方面，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不斷推進，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的深入，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的面臨一些矛盾。例如：城鄉(xiāng)差距擴大、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社會發(fā)展體制有待完善、現象抬頭等；另外，在就業(yè)、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yī)療、住房等方面也還面臨一系列問題。在此背景下，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wěn)定至關重要。

3.計算機信息技術迅猛發(fā)展。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計算機信息技術的迅猛發(fā)展飛速改寫著人類歷史，對人民的思想觀念帶來了深刻影響，也對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發(fā)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一方面，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fā)展為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提供了網絡宣傳的途徑，帶來了巨大的機遇，網絡途徑的普及化、個性化、共享性極大的便利了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網絡途徑的發(fā)展也給網絡監(jiān)管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網絡內容良莠不齊，要求社會科學普及工作者加強對網絡的輿論管理、輿論監(jiān)督和輿論導向控制。

4.社會科學普及經費途徑有待拓寬。雖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具有對人類發(fā)展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立法相對滯后，經費難以得到保障。社會科學的重要意義尚未得到社會公眾的充分重視。因此，目前我國社會科學普及經費相對不足，未能真正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專項經費目前在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沒有列入同級財政預算。例如：目前福建南安市樂峰鎮(zhèn)科協(xié)的自然科學普及經費按照每年0.5元/人的標準納入財政預算，但社會科學普及經費卻需要專項報告，且能夠申請到的經費有限，很多活動經費難以依托單位，而需要社會科學普及工作者通過其它途徑自籌。

二、新形勢下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發(fā)展對策

針對上文進行的新的發(fā)展形勢分析，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有效應對新形勢下的機遇和挑戰(zhàn)，建立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發(fā)展和進步的新局面。

1.拓寬社會科學重要性的宣傳途徑。加大對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宣傳力度，拓寬宣傳途徑，營造全社會共同關注社會科學發(fā)展，關注人類文明進步的新局面。只有人民大眾從思想上真正意識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提高全民族的社會科學素質與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學素質同樣重要，才能從根本上推進社會科學發(fā)展。例如：福建南安市樂峰鎮(zhèn)科協(xié)有效利用網絡、廣播、展板、講座等傳播形式，通過圖片、文字、聲音等傳播途徑，來宣傳社會科學的有關知識，讓人民群眾認識到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從生活和學習中參與到社會科學普及工作上，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2.擴大社會科學普及內容的涵蓋面。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新的知識和新生事物不斷涌現，社會大眾對社會科學知識的需求也在不斷提升。所以，應該擴大社會科學普及內容的涵蓋面，緊跟時事熱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方面，應該注重緊抓社會熱點，緊跟社會步驟，有針對性的開展社會科學知識宣傳，進行最新理論知識的普及和教育，另一方面，還應“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以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來體現，使得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普及性。例如，之前中央電視臺成功推廣的《百家講壇》等節(jié)目，就成功的起到了推廣社會科學，弘揚民族文化的良好效果，掀起了社會學習熱潮。

3.創(chuàng)新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思路。隨著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和人民群眾品味的提高，社會科學普及工作也應該及時創(chuàng)新工作思路，堅持與時俱進，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如：辦學、辦班、講座、知識競賽、展覽、編寫普及讀物、在刊物上開辟科普專欄、成果交流、科技咨詢、信息服務等方法來建立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提升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此外，還可以有效利用網絡資源，讓計算機信息技術為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更好的服務，可以通過利用社會科學普及的相關網站、網頁等方法和手段，來普及獨具特色的網絡社會科學文化，占領網絡宣傳主陣地，宏揚網絡宣傳主旋律，引領積極、健康、向上的網絡主流文化。例如，福建南安市樂峰鎮(zhèn)科協(xié)在宣傳“全民創(chuàng)業(yè)”思想和觀念時，在政府網開設了“解放思想大討論”網頁，設立“領導講話”、“文件選登”、“媒體聚焦”、“圖片集錦”、“創(chuàng)業(yè)人物”、“群眾論壇”等版面，起到了良好效果。

4.拓寬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渠道。穩(wěn)定充足的經費來源是搞好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的重要保障，針對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經費來源緊張，籌款困難的現狀，應建立多渠道、來源穩(wěn)定的社會科學普及工作經費保障機制。首先，要積極爭取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各級政府要將科普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改變當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動就要“請示、化緣”的尷尬局面。其次，要制定相應優(yōu)惠政策，吸引社會資金，鼓勵企業(yè)、社會團體和個人積極捐助科普事業(yè)，建設為社會服務的科普公益設施，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普投入機制。此外，還應轉變觀念，適應社會發(fā)展的形勢，按照市場化模式運作，探索科普活動的新路子。因為公眾需要社會科學知識，這種需求在一定條件下就會形成市場，形成購買力。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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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科學范式　知識連續(xù)體　學術品格

[中圖分類號]C9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2-0174-07

社會科學范式呈現的是一種學術研究的集群現象，涉及的是為某個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所遵循的一組由價值取向、方法論原則、范例與理論硬核、研究視角等結構性要素組成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知識連續(xù)體。這些結構性要素相互鏈接，共同制約著一群社會科學家觀察和認識人類經驗世界的基本視角和立場。在同一范式主導下從事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必將分享著共有的價值信念、理論命題和概念系統(tǒng)，遵循著相同的方法論假設。具體說，作為一個知識連續(xù)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客觀性與自主性、群體性與公共性等學術品格。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科學范式是各種社會理論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論論戰(zhàn)的基礎。任何理論論戰(zhàn)都必將以范式論戰(zhàn)為前提，并最終上升至范式論戰(zhàn)層面。各種理論的論戰(zhàn)不僅涉及學術觀點和命題的爭論，而且其中還隱藏著不同范式在方法論和價值論等方面的分歧。

當前學界在對待社會科學范式問題時，將其作為一個不加分析的概念運用，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zhàn)等同于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等同于某種理論觀點的爭論，這顯然無從彰顯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知識連續(xù)體的學術品格。本文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zhàn)視為知識連續(xù)體的整體性聯動，從價值信念、方法論原則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對社會科學范式進行系統(tǒng)研究，這必將克服當前學界對社會科學范式認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現象，呈現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知識連續(xù)體的學術品格。同時，對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的認識，不僅能使人們理解理論之間的親緣關系和新舊知識的交替過程，把握社會科學的理論邏輯和理論之樹的脈絡，重要的是讓人們明了不同理論觀點論戰(zhàn)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論和方法論語境，為新的知識和理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

一、庫恩關于范式問題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guī)於魇堑谝晃粚Ψ妒竭M行系統(tǒng)研究的學者。在庫恩看來，公共性是科學知識的基本屬性?？茖W知識的積累和創(chuàng)造是一種集體行為，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在一定的理論范式主導下的解謎活動，它“像語言一樣，本質上是一個團體的共同財產。”而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信守某種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種承諾，這些承諾包括概念、理論、工具和方法論。它們構成了一張牢固的網絡，成為了把常規(guī)科學與解謎聯系起來的隱喻的主要源泉?！币虼耍妒绞强茖W共同體的信念，“拋棄了范式，就等于終止了范式所規(guī)定的科學實踐活動?！睂σ粋€科學共同體來說，范式將科學研究的范圍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為該群體提供世界觀及方法論的指導。而一個科學共同體就是分享著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學術研究旨趣、關注著共同的學術研究假設的人，它是“連接個別科學家與整個社會結構的橋梁?！眰€別科學家的發(fā)現，必須經過科學共同體才能與其他社會團體產生互動。因此，科學活動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離開了群體，個人的認識無法進行，這正是科學知識公共性的體現。

庫恩從兩個層面界定范式的內涵。一方面，范式“指謂著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一個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分享著共有的理論和知識規(guī)則。其中，一個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研究共識是形成某種理論范式的基礎。這些知識源于科學實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一種默會知識，“一套科學習慣。”這些習慣可以是知識的、語言的、行為的，或技術層面的。由一群學者信守的理論范式猶如“一株演化樹……一條線自樹干直至樹梢尖端，沿樹向上決不折轉回頭，循此可找出一連串有親緣關系的理論?！狈妒绞强茖W發(fā)現的邏輯，它與科學共同體密切相關，囊括了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研究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圍。

庫恩將各種理論范式之間的轉換稱為科學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科學的思維方式，意味著“科學家據以觀察世界的概念網絡的變更。”這種范式轉換始于科學實踐中的意外發(fā)現和反?，F象，這種現象無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釋，并使之陷入了危機中，引發(fā)科學革命。意外發(fā)現、反常和危機，成為了指向非常規(guī)科學、建立新范式的路標。在不同范式主導下的科學共同體之間展開了辯論和競爭，雙方都試圖取代對方，讓對方接受自己的理論原則和價值信念。相繼范式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對宇宙的構成要素及其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當范式發(fā)生變化后，解答問題的方式和正當性標準都將會發(fā)生重大變化?？茖W家將采用不同的視角，懷著不同的期望和信念來面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間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的關系，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它們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合的。庫恩所描述的理論范式的轉化可以用下述圖式加以表述：

依據庫恩觀點，范式是屬于某一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公共活動，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為該群體提供了基本的問題假設、方法論原則和價值信念。庫恩的范式理論包含了如下要點：其一，范式具有群體性特征，是由一群學術研究共同體共同遵守的約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種科學直覺的特征，是隱藏在一群科學團體心靈深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是科學思維邏輯中的無形之手，科學革命的本質在于科學直覺和科學思維的轉換，是一種信念的變化；其三，范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相互取代的關系，故而多種范式之間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學進步沒有統(tǒng)一標準，科學不是追求客觀性與真理的活動，科學知識是相對的，科學的發(fā)展不受客觀知識的支配，而取決于科學家的心理轉換。

二、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及關于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闡述

在庫恩筆下，社會科學由一種追求客觀性、追求真理的實踐活動變?yōu)榱俗非笾饔^性、相對性、突出科學直覺的群體心理活動。因此，庫恩的范式成為了“科學家的一組信念，一種信仰，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學史學家的質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認科學家的主觀心理和思維方式對科學理論的重要性，但同時強調，科學理論的發(fā)展涉及到科學理性問題，涉及到科學進步的客觀標準。他指出，在庫恩筆下，科學革命只是一種信念的非理性變化，這種變化完全不受理性規(guī)則的支配?？茖W進步與知識退化沒有區(qū)別，科學進步缺乏誠實性標準，庫恩陷入了一種相對主義的思維邏輯之中，“認為科學革命是突發(fā)的、非理性的視覺變化，這是錯誤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學成就的單位不是某個孤立的理論假說，而是相互連續(xù)的理論系列即研究綱領。每個研究綱領都由一組被科學家群體所接受的“硬核”、保護該硬核不遭受反駁的巨大的輔助假說

“保護帶”、方法論原則即“正面啟發(fā)法”與“反面啟發(fā)法”等結構性要素所構成。硬核是研究綱領的基礎，是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的知識，因此，它不會被輕易改變。一旦硬核遭到反駁和否定，整個研究綱領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護帶是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假說和命題的集合，它由很多輔助假說所構成，其功能是保護硬核，將經驗反駁的矛頭從硬核引向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導致了進步的問題轉換，發(fā)現了新穎的事實并預見了經驗增長，且反常只在內核的即保護帶上發(fā)生變化，內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駁和動搖，那么這個綱領就是進步的；反之，如果未預見新穎的事實，理論增長落后于經驗增長，則其硬核將被放棄，該綱領也必將崩潰。反面啟示法又稱為消極性誘導，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禁止性規(guī)定，它禁止我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硬核。正面啟示法又被稱為積極性誘導，它限定問題，草擬輔助假說保護帶的建立，預見反常并成功地將其轉化為例證。它由提示及暗示構成。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學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問題、方針和步驟，本質上是一種積極性的規(guī)定，能使科學家建立復雜的模型或結構來形塑和模擬現實，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實際的反例所困惑，因為“在有力的研究綱領內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合理地選擇哪些問題，是由綱領的正面啟發(fā)法決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發(fā)愁的反常決定的。”正面啟示法允許新的變體存在，并由此產生了理論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個研究綱領比它的競爭對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內容，即不僅進步地預測了其競爭對手真實地預測到的東西，而且還能預測其競爭對手未能預測到的某些東西，這個綱領就取代了其競爭綱領。科學研究綱領之間不是庫恩所說的競爭和取代的關系，各種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論范式之間的關系是多元而開放的，“永遠也不要讓一個綱領成為一種世界觀，或一種科學的清規(guī)戒律……理論多元論要優(yōu)于理論一元論。”因此，不能因為一個年輕的綱領沒有超過其強大的對手便拋棄它，理論范式之間應當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懷。只要該研究綱領能夠產生新的事實，帶來新的問題轉換，就應當對其加以保護。

總之，在拉卡托斯看來，應當將科學理解為研究綱領的戰(zhàn)場而不是單個理論的戰(zhàn)場，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科學的連續(xù)性、理論的堅韌性，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獨斷的合理性，“如果我們大部分科學知識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孤立理論，互無聯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綱領中，那么我們對科學增長的理解便寥寥無幾?！背墒斓目茖W是由研究綱領構成的，在研究綱領內，不僅預見了新穎事實，而且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還預測了新穎的輔助理論。

三、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

如何評價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論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之間的關系呢?這兩位學者的理論立場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天體物理學的分析之上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思維中是否也存在他們所說的理論范式和科學綱領呢?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理論知識是長期以來對真實的人類社會經驗進行研究和積累的結果。人類社會之間的聯系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多態(tài)性使得社會科學所形成的理論范式同自然科學的理論范式相比，其表現形態(tài)更為復雜。在從自然科學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綱領向社會科學范式的轉化中，應當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合理借鑒、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命題。具體說，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體現在：

首先，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不是競爭和取代的關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范式之間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種理論范式正是在差異中相互借鑒、修正和爭論，才帶來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刻理解。社會科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理論之間的爭論本身就是推動經驗研究最強有力的動力之一。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帶來了知識的繁榮，逐漸積累了寶貴的知識財富，為人們理解人類經驗世界提供了多維視角。

其次，社會科學知識既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這些理論知識既來自于現實的經驗世界和社會實踐，又深深地打上了社會科學家的烙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各種社會建構?！比绻f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元的，那么社會科學知識則具有二元性，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tǒng)一。因此，庫恩所說的科學直覺、科學家的默會知識與拉卡托斯所說的客觀知識、科學的客觀標準即新穎事實是一致的。社會科學之所以被稱為科學而非神學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經驗世界，立足經驗事實。但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總是帶著一定的理論預設、一定的價值判斷和想象力去觀察世界，“分析者的價值取向、偏好、假設等不可避免地進入分析過程中”，從而使所形成的理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觀與客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特征。同時，人類社會經驗世界具有感性與理性、情感與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屬性，具有多樣性，以此為研究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庫恩強調科學直覺與科學思維、強調科學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拉卡托斯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基礎、強調新穎的經驗事實和客觀知識對科學知識增長的意義，兩者之間是相容的，反映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雙重特性?？梢哉f，拉卡托斯賦予了庫恩的理論范式某種社會基礎，而庫恩則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賦予了價值原則。而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相對性都是社會科學范式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元素。

第三，社會科學家的行為是一種集體行為，具有公共性的品質。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成員對人類社會經驗進行長期積累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對社會的思考，它是人類集體的創(chuàng)造，在明確的結構之內以期達到明確的目的?！睅於鲗⒃谀硞€領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設、信守一定的科學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學直覺、堅持相同的方法論原則的群體視為科學共同體，將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形成的知識和理論體系比喻為“一株演化樹”。當我們從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轉向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應當看到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各種理論視角、社會科學家之間知識與思想的連續(xù)性，應當將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連續(xù)體，探尋該范式共同體成員之間知識發(fā)現的邏輯和內在聯系。因此，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視為一種群體而非個人行為，必將引導我們去探究科學知識的發(fā)現邏輯及理論思想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

第四，社會科學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員必將分享著一組基本的理論原則、方法論假設、價值信念。正是這些共同的東西使其區(qū)別于其他范式，并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與其他范式展開論辯，促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繁榮。庫恩將一個范式中科學家所信守的共識、科學直覺、方法論原則和科學信念視為理論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則將共同體成員發(fā)現的新穎事實、信守的理論硬核和輔助假說即保護帶、堅持的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的基本要素。這說明，無論是從方法論層面、研究問題傾向、還是從價值信念與研究共識層面，社會科學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思維連續(xù)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體中關于研究問題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問題應當研究，在研究中應當提出什么問題，如何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質疑。它告訴我們，我們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規(guī)

則來解釋我們所獲得的經驗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領域中一個群體所獲得的最廣泛共識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用它來對不同的研究共同體進行區(qū)分。它能夠將存在于某一學科領域中的范例、理論、方法和工具進行歸納、定義，并將這些要素聯系起來?！?/p>

四、作為知識連續(xù)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及結構要素

為更好地體現社會科學范式的特征和學術品格，我們可以用下述圖式來表述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結構、理論要素和內在邏輯。

這一圖式首先表明，社會科學本身是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充滿價值爭論的知識形式。每個社會科學家就經驗世界和社會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取決于其興趣的指向，并最終取決于其價值信念，“正是價值觀念和興趣指向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全部概念框架?！痹谶M入經驗世界的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家必然會將自己的價值信念隱藏于其理論表述與經驗描述中，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在看待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社會科學家群體的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元素。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了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思想基礎。亞歷山大分別稱其為形式意志論與實質意志論。持個人主義的學者主張社會行動是基于個人相互關系基礎上造成的，社會運作依賴于個體仃為，個體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設定的旨趣，個體的自由和自主成為了理論分析的起點。因此，個人主義者強調將“個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僅僅是一塊肉――一個肉體。人還有更多的東西，有神圣的閃光和理性；以及對真理、仁慈、人道的熱愛，對美和善的熱愛。這就是使人生活有價值之所在?！痹谘芯柯窂缴希@些社會科學家的出發(fā)點是個體行為。并從個體出發(fā)逐步推演到集體行動乃至宏觀的社會體系。集體主義者則強調社會群體、社會規(guī)范與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主張個體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行為，必然受制于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文化傳統(tǒng)、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制約，他們往往從群體與社會層面來理解個體行為，強調個體行為是一種社會化與制度化的過程。

學理上，社會科學家所持有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信念同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信仰是兩種具有明確區(qū)別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觀察和認識經驗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認知態(tài)度。學術研究中，個人主義中的“個人”往往是系統(tǒng)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個體”，是社會科學家按照一定的理論模式建構起來的“理念人”。這些個體不是經驗世界中的真實個人，而是社會科學家所建構、并具有普遍意義的“個人”。同樣，集體主義中的“集體”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統(tǒng)化的產物，他們所表述的“社群”、“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同真實的人類社會現實本身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產物。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強調的是人們所信仰的一種價值追求，并由此決定他們的行為選擇和生活方式。因此，從學術上說，學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與國家及其社會生活中人們信守的價值觀念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不能將兩者混為一團。

其次，社會科學范式中，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理論要素，它直接決定了社會科學家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信守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研究者往往從理性個體出發(fā)，并依據個體行動的目的、意義和主觀心理來解釋個體行為及群體、社會的關系，主張“一切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制度的運行，應當永遠被理解為產生于人類個體的決策、行動和態(tài)度等。”亦即，“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態(tài)度、期望、關系等情況來建立和分析我們的社會學模式――這個設定可以稱為方法論個人主義?！睆倪@種個人主義立場看，個體成為了社會的真正實體，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人而存在。社會現象被還原為個體以及個體之間的互動。在個人主義眼里，個人成為了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人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社會科學家群體往往會從群體、組織、社會與制度的層面，來思考和認識個體行為。它認為，社會整體不僅是其構成元素即個體的總和，更重要的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比這個總和具有更多的屬性，即社會的結構屬性。這種結構屬性既不是來源于個體本身，也不是個體的屬性所能解釋的。社會整體、社會制度或宏觀社會現象具有一種超越于個體的屬性。方法論整體觀強調，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相反，這種社會結構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會現象的出發(fā)點和立場不應該是個人，而應該是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的社會現象。亦即，個人現象只能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尤為重要的是，一定的價值信念是方法論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學基礎。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價值信念，就會有什么的方法論假設。方法論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論戰(zhàn)，實際上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爭論，因此，方法論和價值觀本身具有很強的親和性。故而，在社會科學范式的連續(xù)體中，我們將方法論放置在范例與理論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顯方法論和價值信念之間的情緣關系。

第四，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構成某種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要素。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會科學家進行長期思考和凝煉的結果，是區(qū)別于其他范式的關鍵要素。在范式系統(tǒng)中，理論原則與概念體系則是理論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間的論戰(zhàn)，往往針對不同的理論原則和命題展開。正是在這種思想交鋒中，社會科學的知識得以積淀，同一范式主導下的理論之樹得以成長。因此，在認識社會科學的范式時，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極為關鍵的要素，它們成為了學術思想與理論匯聚的焦點，成為了學術爭論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識形態(tài)、價值信念和方法論原則下，往往會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對經驗事實展開研究。信守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家，更習慣于對人的行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型，強調理性計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學者，往往習慣于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典型個案與拓展個案研究方法、歷史與區(qū)域比較等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強調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當然，這種比較只是相對的，在社會科學研究經驗中，研究方法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和交叉性，這正是社會科學范式相對開放和包容的體現。

最終，社會科學將面對經驗事實，并對人類社會關系與行為作出解釋。從現實的社會經驗世界中發(fā)現新穎的社會事實并對其作出解釋，成為了社會科學的理論著落點。社會科學范式之間的爭論必須立足于人類真實的社會生活經驗，面向新穎的經驗事實。若是缺失了經驗事實的支撐，不同范式的論戰(zhàn)往往會蛻變?yōu)橐环N抽象的邏輯思辨，很難真正增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對人類社會經驗的理解。因此，面向真實的經驗世界，成為了社會科學范式論戰(zhàn)的知識之本，成為了社會科學知識增長的理論之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特勞斯指出，社會科學是關于人類生活的知識，它“必須建立在對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或‘常識’所了解的社會實在的分析之上?！?/p>

篇4

首先，建立與其學科特點相適應的學術評價制度，要尊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特點，體現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差異。我國理工農醫(yī)類高?，F行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制度基本上是對自然科學學術評價制度的簡單模仿，忽視了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學科門類之間的學科差異，存在著以自然科學的標準來裁量、評價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的現象。其后果是造成哲學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上都從屬于自然科學，喪失自己的學科特色。與自然科學相比，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民族性、階級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檢驗的直觀性，價值實現的潛在性和間接性，成果多樣性及引文的長周期性等特點。這些特點都要求我們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價時予以尊重。

其次，建立與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特點相適應的學術評價制度，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恢復同行評價制度。當代學術研究中，與各學科之間相互滲透交叉并存的趨勢使學科分化越來越細，隔行如隔山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似乎每個人都可以插上嘴說兩句，但事實上，只有同行才能作出真正科學、客觀的評價。在進行研究項目的評審時，也只有同行才能發(fā)現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如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意義的大小等等。盡管同行評價可能受到個人學識水平、主觀傾向或學術成見的影響，也可能因為利益關系而失去公正性和客觀性，并非無懈可擊，但相對于行政評價和量化評價，其優(yōu)勢也是明顯的。近年來學術界所有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機制的批評幾乎都指向量化法，因為量化法重量而不重質，將學術研究等同于工廠里的流水線，是根本違背學術發(fā)展規(guī)律的。行政評價體現的是行政思維而不是學術思維，行政思維憑借行政力量會極大地妨礙學術自由和學術創(chuàng)新，而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來說，學術自由幾乎就等于學術生命。同行評價雖然并非無懈可擊，但其弊端的出現是非本質性的，可以通過單盲法、雙盲法、公開式、交互式、集體法等多種方法來盡量保證評審的客觀性。只不過同行評價程序的復雜性需要增加評價的成本投入，延長評價的時間，這需要得到高校領導和管理層的理解和支持。

再次，建立與哲學社會科學各學校特點相適應的學術評價制度，還要求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內部差異。哲學社會科學或通常所稱的文科各學科之間的差異并不比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之間的差異小。以哲學和社會科學為例，以前我國學術界、教育界普遍不承認二者之間的差異，而統(tǒng)稱之為社會科學。近年來，盡管哲學不屬于科學，自然也不屬于社會科學的觀念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但在學術評價制度上沒有相應的體現。我們現在將所有的學術研究統(tǒng)稱為“科學研究”或“科研”，而哲學并不屬于科學，對它的研究應不應該屬于“科研”呢？如果不是，我們每年申報那么多的科研項目，填寫科研成果，是否名不副實？不僅哲學，其他傳統(tǒng)人文學科如文學、史學、歷史學等能否稱之為科學也一直存在爭議，這個爭議不僅僅是名義之爭，更本質的是學科研究方法之爭。社會科學從一開始就以自然科學為榜樣，并向其借鑒研究方法，強調研究成果的可量化和可重復性，而這些特征不可能在哲學等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中體現出來。理工農醫(yī)類院校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師資力量薄弱，往往難以獨立組建院、系、所等二級單位，某些理工類高校的人文學院或社會科學學院因此成為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都差異很大的學科的雜燴。這一特點反映到學術評價制度上就是忽視哲學社會科學內部各學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往往只根據某個強勢學科的特點來制定學術評價標準，并對其他學科進行評價。而這些強勢學科往往是實用性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等，它們的學科研究方法已經完全自然科學化，講求實證、定量分析、模型分析等，與傳統(tǒng)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相比，差異巨大。用這些學科的學術評價標準來評價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會造科的研究成果因為無法“科學化”、“實用化”而遭到忽視甚至歧視的狀況。

三、尊重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高校教師的貢獻，為他們潛心學術提供必要的保障

基本的物質利益是保障學術研究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如果研究者整天要為稻粱而發(fā)愁，是不可能沉下心來做學術研究的。目前我國高校教師的薪酬水平普遍偏低，盡管其總體收入水平居于社會各行業(yè)中等偏上的位置，但與其他行業(yè)的同等學歷人員相比，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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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薪酬明顯偏低，而且增長速度緩慢。王勇明等人對我國40所高校教師所作的一份薪酬滿意度調查顯示，在所有被調查的教師中對于薪酬“較滿意”和“很滿意”的僅僅只有14.84%，而表示“較不滿意”和 “很不滿意”的卻占到被調查教師總數的41.01%，另有44.15%認為“一般”[8]。2010年10月，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江蘇省教育廳聯合主辦的“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直言不諱地指出，僅僅靠國家規(guī)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9]。目前高校教師的收入之所以還算體面，主要是建立在“創(chuàng)收”和“項目提成”的基礎之上。但并不是每個學科都能夠有足夠的“創(chuàng)收”機會，因為不同的學科和研究方向決定了與市場需求聯系的緊密程度。一些應用學科因為天然地緊跟市場需求，更易產生經濟效益；某些傳統(tǒng)的基礎學科如文史哲等則很難通過市場獲得“創(chuàng)收”。但這些教師同樣面臨住房、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經濟壓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質保障，他們可能就會“潛心創(chuàng)收”而非“潛心學術”，或者急功近利，通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取學術資源和研究經費，從而引發(fā)學術道德失范等問題。

篇5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為發(fā)展目標的“都市化進程”，正在構成當代人類生存與發(fā)展最重要與最直接的現實世界?！岸际谢边M程不僅在范圍上跨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超出了一般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領域，也深刻地影響到精神生產、文化消費乃至于審美趣味等方面。在都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各種文化與精神問題，不僅直接促使了人類傳統(tǒng)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轉型，同時也為當代中國文學學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與領域。

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fā)生，不僅有都市化進程這個重要的全球化背景，同時也有其自身獨特的學科淵源與學術譜系，這是我們應予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在中國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到西方都市群理論影響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開辟出的新方向。其好的一面是使都市文化的重要性開始進入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而其問題則在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城市空間等方面，對其文化結構與人文精神層面基本上沒有觸及。即使偶然有注意到文化要素，但局限于社會科學的實證本性，一般也僅停留在文化產業(yè)、文化創(chuàng)意等實用與商業(yè)層面，對都市文化深層的價值結構基本上束之高閣。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不同，人文學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審美外觀”或“都市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城市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了都市的“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只能抽象地炮制一堆又一堆的“泡沫”與“幻像”，所以也根本不可能指望它們去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進一步說，它們只是一種關于都市的“時尚化了的通俗知識生產機制”，與一門嚴格的人文學科的學理標準與學科形態(tài)并無太大的關系。只有在兩者――以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與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之間找到一座橋梁，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tǒng)上存在的各種障礙，才能為當代人認識、解釋與超越他們的現實世界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工具。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看，中國文學學科中的文藝學、美學等，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橋梁。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關于文藝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粹學術研究”，它的一個具有基礎本體論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tài)上的巨大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始終是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tài)、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這種文藝學學科形態(tài)與學術傳統(tǒng)，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郁的社會科學的屬性與功能。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文學是人學”這一基本命題中，由于“文學”的“文”在當下已發(fā)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的“人”也在城市化進程中搖身一變?yōu)榕c傳統(tǒng)“農夫”、“小家碧玉”等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論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是不存在任何學理問題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上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被看作“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的橋梁。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邏輯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框架中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領域中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價值問題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以文藝學、美學為理論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促進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環(huán)與學術互動，就完全可以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這既可以直接滿足當代人認識、闡釋、批判都市文化的現實需要，同時也是文藝學、美學介入都市文化研究領域的合法性根據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發(fā)生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中國文學學科的當代形態(tài)之中。這既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的一個重要區(qū)別，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都市文化基本理論與科學體系的經驗基礎，同時還可以為世界范圍內的都市文化研究與建設提供一種具有中國話語特色的理論形態(tài)與解釋框架。

篇6

關鍵詞：計算思維；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程模型

計算機基礎教學是培養(yǎng)大學生綜合素質和創(chuàng)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新形勢下，計算機基礎教學的內涵在快速提升和不斷豐富，進一步推進計算機基礎教學改革、適應計算機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新趨勢，是國家創(chuàng)新戰(zhàn)略對計算機教學提出的重大要求。九校聯盟（C9）計算機基礎課程研討會上達成共識：要旗幟鮮明地把“計算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作為計算機基礎教學的核心任務[1]。

一、計算思維、計算透鏡、計算社會科學

2006年3月，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教授提出了“計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2，3]，認為：計算思維是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進行問題求解、系統(tǒng)設計以及人類行為理解的思維活動。 她在2010年給出了計算思維的正式定義[4]：計算思維是與形式化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相關的一個思維過程，其解決問題的表示形式應該能有效地被信息處理執(zhí)行。

李廉教授指出：計算思維是人類科學思維固有的組成部分，以可行和構造為特征。計算思維表達構造和操作，因為對于人的集體行為，需要一個群體的共同理解，因此要具有以下的特征，有限性（可表述性）、確定性（無歧義性）、機械性（不因人而異）[5]。

Richard M. Karp教授提出的“計算透鏡”（Computational Lens）理念也提出要將計算作為一種通用的思維方式[6]，通過這種廣義的計算（涉及信息處理、執(zhí)行算法、關注復雜度）來描述各類自然過程和社會過程，從而解決各個學科的問題。這一理念試圖將計算機科學由最初的數值計算工具、仿真與可視化技術以及后來基于網絡、面向多學科的e-Science平臺，變成普遍適用于自然和社會領域的通用思維模式。計算科學是一門正在興起的綜合性學科，它依賴于先進的計算機及計算技術對理論科學、大型實驗、觀測數據、應用科學、國防以及社會科學進行模型化、模擬與仿真、計算等。特別是對極復雜系統(tǒng)進行模型與程序化，然后利用計算機給出嚴格理論及實驗無法達到的過程數據或者直接模擬出整個復雜過程的演變或者預測過程的發(fā)展趨勢。對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國防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工程技術等的發(fā)展有著不可估量的科學作用與經濟效益。Karp的計算透鏡是對計算機科學及計算思維的重要拓展。

目前人們普遍地以各種不同形式和方式生活在各種網絡中。人們頻繁地收發(fā)電子郵件和使用搜索引擎，隨時隨地撥打移動電話和發(fā)送短信，每天刷卡乘坐交通工具，經常使用信用卡購物，寫博客，發(fā)微博，通過SNS來維護人際關系……以上的種種事情都留下了人們的數字印記。海量的數字印記匯聚起來就成為一幅復雜的個人和集體的行為圖景，這些都是對現實社會的人及組織行為的映射，網絡數據可用來分析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模式，從而深化人們對生活、組織和社會的理解。隨著信息化和網絡化的不斷普及與深入，社會動態(tài)變化的速度和規(guī)模已經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也迫切地希望利用海量數字印記掌握社會變化。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將計算科學應用于社會科學便自然而然提出了計算社會科學，其主要特點是讓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向基于數據驅動和定量分析的道路。2009年Lazer等在Science雜志上提出了計算社會科學概念[7]，指出計算社會科學的研究涉及如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人們的交互方式、社會群體網絡的形態(tài)及其演化規(guī)律。這三個問題的研究可以幫助人們解答很多社會問題。計算社會科學是計算思維在推動其他學科發(fā)展的典型示范。

計算思維、計算透鏡、計算社會科學等概念的提出對計算機教學工作提出了挑戰(zhàn)，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要從計算思維、計算透鏡、計算社會科學獲取新穎和豐富的教學內容，另一方面要從計算機學科的本質和區(qū)別于其他學科的學科特點出發(fā)組織教學。理解好計算思維，圍繞計算思維改進計算機基礎教學，是解決上述兩方面的根本。筆者認為可以將計算思維從算法思維角度簡化成“合理抽象、高效算法”，從工程思維角度簡化為“合理建模、高效實施”。通過這樣的簡化可加深對計算思維的理解，增強在學習及教學過程中的可操作性。

二、國外大學計算機基礎教學與計算思維

國外著名高校已經對計算思維的培養(yǎng)有了充分的認識和行動。斯坦福大學在“下個十年計算機課程開設情況”方案中提出了新的核心課程體系，包括計算機數學基礎、計算機科學中的概率論、數據結構和算法的理論核心課程，以及包括抽象思維和編程方法、計算機系統(tǒng)與組成、計算機系統(tǒng)和網絡原理在內的系統(tǒng)核心課程。強調將計算理論和計算思維的培養(yǎng)納入課程全過程。

卡耐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學院也正在計劃對其入門課程系列進行大的修訂[8]，這不僅會影響計算機專業(yè)學生，也會影響到全校范圍內選修計算機科學相關課程其他學生。修訂包括：為計算機專業(yè)和非計算機專業(yè)開設的入門課程要推廣計算思維的原理；針對軟件的高可靠性加強高可信軟件開發(fā)及方法的學習；考慮到未來程序主要利用并行計算實現高性能，著力培養(yǎng)學生這方面的能力。

在卡耐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課程體系中，其入門課程共有3門，分別是15-110、15-122、15-150，如下圖所示。這3門課程要圍繞著計算思維進行調整。15-110 計算機科學原理作為大學第一門計算機課程，是其他計算機相關課程的基礎。計算機科學原理以培養(yǎng)計算思維為主，不要求過多的計算機專業(yè)背景或是編程經驗，計算機和非計算機專業(yè)的學生都可以選修。15-110已于2011年秋季開出。

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課程體系圖

篇7

我國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體育運動實踐的推動和理論工作者的努力之下，我國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首先，從研究成果的數量來看，自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張巖等編著的該學科的第一本專著(體育經濟學》，中國己出版了10多部體育經濟學的專著。以《體育科學》等為代表的刊物發(fā)表了眾多的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文章。據不完全統(tǒng)計，到2000年底，全國己發(fā)表的體育經濟學方面的論文有近萬篇。第二，體育經濟學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國家從學科、專業(yè)及課程設進行了調整，突出了體育經濟學的位置。20世紀80代末體育經濟學己列入許多體育學院的教學計劃，規(guī)定為必修課程或選修課程。199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已將體育經濟學列為體育科學所述的12個二級學科之一。目前，我國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正處于方興未艾的發(fā)展階段，體育經濟學與經濟學整體聯系不斷増強。

2.體育經濟學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

2.1理論體系不明確，教材多，專著少

由于我國體育經濟學學科建制較晚，受西方體育經濟思想的影響和制約，這些研究文章和著作缺乏對體育經濟深層次的研究，而且學科的細化和內化程度不夠，造成教材不少，但真正的具有中國體育經濟特征的專著并不多的現象。因此，我們應樹立體育經濟學學科意識，對體育經濟學學科領域進行全面籌劃、全方位決策和根本性指導，在借鑒西方體育經濟學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探究、梳理、內化，然后形成文章和著作，形成一種不斷追蹤學科前沿，跟蹤國際體育經濟發(fā)展動態(tài)，不斷思考更新研究領域的學術氛圍。

2.2缺乏研究環(huán)境，規(guī)范研究多，實證研究少

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對體育經濟學進行系統(tǒng)和全面的科學研究，使其整體發(fā)展受到影響，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僅缺少高度完善的基礎理論體系作為支持，而且缺乏學科戰(zhàn)略意識和學術研究環(huán)境與氛圍。研究者們過多注重的是規(guī)范研究，而涉及的實證性研究成果則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研究所需的基礎設施薄弱，制約了體育經濟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典型的如體育經濟統(tǒng)計指標體系的不完善和體育經濟統(tǒng)計數據資料的匱乏，己成為體育經濟學研究和發(fā)展的瓶頸制約。

3.體育經濟學學科建設與發(fā)展對策

要發(fā)展中國的體育經濟學，需要對學科的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體育經濟學的發(fā)展需要體育科學，尤其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共生群落的協(xié)調發(fā)展和整體推進。體育經濟學本身就是學科交融化的產物，加上現代體育運動和體育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涉及的學科門類越來越多，其發(fā)展越來越受到其他學科發(fā)展的制約，其他學科如體育社會經濟統(tǒng)計發(fā)展的滯后，已嚴重制約了體育經濟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因此，應大力發(fā)展與體育經濟學密切相關、對體育經濟學研究頗具影響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營銷學、體育統(tǒng)計學、體育政治學、體育社會學、體育文化學、體育人類學、比較體育、奧林匹克運動等學科，通過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共茂，為體育經濟學的發(fā)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生態(tài)環(huán)境。

另一方面，體育經濟學學科內部結構還需進一步細分化和完善化，任何學科的發(fā)展進程，都必不可少地伴隨著研究對象由整體到局部、由籠統(tǒng)到具體的分割細化過程。體育經濟學是一個尚處于初級發(fā)展階段的年輕學科，隨著研究對象的細分化，體育經濟學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細分化趨勢，其內部亞學科會漸次増多“（1）從內容看，可細分為體育消費經濟學、體育投資經濟學、體育組織經濟學、體育產業(yè)經濟學、民族體育經濟學等；（2)從體育活動的性質看，則包括觀賞體育經濟學和參與體育經濟學；（3)從具體的體育產業(yè)活動看，包括體育贊助經濟學、體育電視轉播經濟學、大型賽事經濟學等。

體育經濟學已列為體育科學所述的12個二級學科之一。目前，成都體育學院等一些體育高等院校也已經設置經濟學本科專業(yè)（體育經濟方向），但數量不多，北京體育大學2004年全國統(tǒng)招本科生專業(yè)招生簡章中就沒有設置該專業(yè)，而有社會體育專業(yè)和公共事業(yè)管理專業(yè)。在研究生教育階段，體育經濟學受到的重視不夠。根據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體育學科下設4個專業(yè)，即體育人文社會學、運動人體科學、體育教育訓練學；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同樣以北京體育大學為例，2004年北京體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專業(yè)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研究生方案中，下設的研究方向都沒有包括體育經濟學，這種專業(yè)設置與中國目前體育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形勢和培養(yǎng)體育經濟人才的緊迫任務是極不相稱的。

最后，是充分發(fā)揮政府和學校的支持作用，體育經濟學及其所屬的體育社會科學為體育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決策參考，是體育發(fā)展和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政府和學校應充分發(fā)揮作用，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篇8

關鍵詞：方法論個體主義 詮釋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著名批評者金凱（Harold Kincaid）說：“方法論個體主義在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接受，但這一學說本身卻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個體主義的名目之下”。[1]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說：“我不認為個體主義是一個簡單或明晰的題目。我以為，廣義地說，一個個體主義者是把分析的優(yōu)先性賦予單個（或他們的狀態(tài)）的人。這種優(yōu)先性可以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倫理的，政治的或社會的?！盵2]

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看，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詮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透過這三種詮釋，我們可以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問題乃至一般方法論的合理性給出一種特定的理解。

一、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方法論個體主義，國內由英文詞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譯而來。 關于這一術語的來源，馬克布勞格指出：“看起來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發(fā)明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表達，他還是第一個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區(qū)分開來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經濟分析的模式，這種分析總是從個人的行為開始，而后者表達的是政治的綱領，在這種綱領中對個人自由的保留成為檢驗政府活動的試金石?！盵3]布勞格的這一說明以馬克盧普的論述為根據，后者曾引證說：“熊彼特是進行這種區(qū)分的第一個人，或者至少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必要的詞來表達這種區(qū)分，因為他說過，是他提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名字”。[4]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通過‘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對比分析闡明了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所謂‘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我們是指經濟政策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在德國被謔稱為‘斯密主義’或‘曼徹斯特主義’。無論哪個經濟學家，只要他根據有關單個家庭和企業(yè)行為的假設來建立其理論結構，就會被懷疑在頌揚他所描述的個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結果。

所謂‘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紀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自我控制的個人構成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可分解成為個人的決定和行動，而對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不必也不可能用超個人的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觀點就其隱含有一種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言，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認為，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許從個人特定的行為著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不可。我們可以分析家庭主婦在市場上的行為，而不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會學科的分工的不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關于‘社會’和‘個人’的理論。由此我們便談到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那么，這個概念是怎樣應用于那個時代的一般經濟學的實際過程的呢？

可以證明，在主要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的范圍內，也就是在有關經濟機制的邏輯性的問題的范圍內，那個時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加以辯護，而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實質上并沒有受到這種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損害。[5]

熊彼特這段話表明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政治上的個體主義；

第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個體主義；

第三，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家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合理方法。

熊彼特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政治上的個體主義的區(qū)分，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贊許。他們認為這兩者常常被混淆起來，而實際上“前者是從諸如自由對于人類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貢獻比其它任何東西都多的前提出發(fā)，得出一系列實用的斷言；后者不做這類事情，不斷言什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前提。它僅僅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過程的描述中，一個人最好從個體的行為開始”。(Das Wesen， P.90， 1908)馬克盧普認為，由于熊彼特對這一概念的區(qū)分，“經濟學理論可以運用堅固的個體主義的或‘原子主義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擔自由放任這樣的政治綱領的負擔”。[6]

熊彼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區(qū)分開來，是他為保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而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他認為，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內含社會與個人的一般關系，但它又主張只從個體出發(fā)去研究社會問題，因而是站不住的。與它不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涉及社會與個體的一般關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學科，屬于特定范圍內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分析模式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時所用的方法。當時，邊際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微觀經濟理論。熊彼特對此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一場革命。關于這場革命的方法論特征，門格爾作了如下的概括：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個體利益的動機，必須從這樣的一般前提出發(fā)進行演繹推理，從而說明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這樣的概括，認為“1900年前后雖然尚未出現統(tǒng)一的經濟科學，但已存在一種理論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處是相同的”?；谶@一點，可以認為“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所傳授的，實質上是相同的學說”。[7]

熊彼特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進一步說明該方法的特點，其基本要點是：

1、對個體的描述是分析的出發(fā)點：“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過正常商業(yè)生活的人”，他的行動會使?jié)M足或利潤最大化；[8]人們“不同的需求給貨物（Goods）這個概念下了定義，并可以按一確定的（主觀）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隨著我們所獲得的每種貨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我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則不斷下降，直到達到零點”。

2、從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進而推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一通用變換系數的特殊形式，經濟現象的全部邏輯即從這個系數導出”。成本、生產、分配理論是“將邊際效用原理的應用范圍延伸到生產與‘分配’的整個領域?！币话憔饫碚撌峭郀柪ㄟ^邊際效用達到的新水平，邊際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還有難解之處，那么當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就更加簡潔：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達個體的偏好性質和程度，使它具有邏輯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確定的約束條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這些個體需求的總和視為市場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均衡點，形成市場價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從個體的單子性質出發(fā)，邏輯地推出微觀經濟學的整個理論。

熊彼特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已被證明是最有用的經濟分析模式；其次，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方法。盡管它“不否認對個體的行為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影響，不否認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社會實體對于社會學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獲得了合理的立足點，所以可以不考慮上述因素。也因為此，它認定方法論集體主義“沒有可以感知的優(yōu)點”，“在經濟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還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結果不僅是立足于個體的分析線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經濟學視野。這是熊彼特視方法論個體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認為立足于一定的學科領域的研究，比較接近于自然科學的那種分科研究，也比較能夠方便地運用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邏輯，其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辯護。這也是他回避將分析模式推廣到社會科學的一般領域，也回避作價值辯護的一個原因。

雖然熊彼特認為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有他所說的這些長處，但體現為長處的地方往往也是短處之所在。作為一種方法論，把它限制于經濟學領域無疑顯得狹窄，而且人為地給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時，排斥價值性的內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科學表述限于知識邏輯的范圍，這一“觀點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先驅者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響”。[12]為了獲取純粹的科學性而回避價值性的內容，對于社會科學來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tài)度？社會科學與價值有沒有確定的聯系？如果有聯系，那又如何對它進行刻畫？這些問題擺在方法論個體主義面前，也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后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實際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很快就跨越了它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分界線，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這種情況：“‘方法論個人主義’一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詞意指正統(tǒng)經濟學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方法論規(guī)則。自從那以來它已經更為一般地被視為這樣的學說：社會現象必須根據個體行為而解釋。”[13]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來自兩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經濟學本身的膨脹。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認為，經濟學家有一種學科性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擴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同時，由于經濟學分析模式立足于對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著擴展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到20世紀30年代由萊昂內爾羅賓斯作總結時，其基本任務已經變成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規(guī)定并沒有把經濟學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按照這一定義，經濟學應當被運用于所有的人類行為。芝加哥經濟學家蓋里貝克對此描述說（1976， p.8）：

“的確，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位置，在這里經濟學方法是應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廣泛性方法，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性的或不經常的決定，感情的或機械的終端，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聰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臨床醫(yī)生，企業(yè)家或政治家，教師或學生。

“所以，‘經濟學方法’不僅是一種精確的、通常也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技術性研究，而且也是潛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生活的范疇。如果后者顯示了狂熱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時間、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資源。我們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對它們進行投資以獲得最好的回報。如果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具有一種廣泛的投資效益結構，那么所有人類行為都可能讓它的秘密服從于‘經濟的’分析?！盵14]

另一方面的努力來自經濟學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影響。這種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tǒng)，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夠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舨妓沟幕居^點是，社會現象能夠化解為個人的行為，它必須根據支配個人行為的動機來分析。[15]到了穆勒這里，他將其表述為“社會科學中的化學的，或者實驗的方法”：“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tài)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然而，在社會狀態(tài)中的人們仍然是人；他們的行為和熱情是服從于個人天性法則的。…社會中的人類所具有的性質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16]

盡管熊彼特對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提出了批評，但它作為一種傳統(tǒng)仍然影響不衰。在社會學領域，韋伯說：“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凹象w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盵17]韋伯以此觀點說明社會現象，強調社會科學家應當首先厘定歷史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后來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tǒng)，為此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18]這兩個提法的邏輯模型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腳于個體的解釋。

沙文等人對理性選擇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實。他們指出，理性選擇概念最早應用于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在這本書里，霍布斯把國家機構看作理性個體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危險而協(xié)議建立的。這種立足于個體選擇的“社會契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現代的約翰羅爾斯。沙文特別強調，這一傳統(tǒng)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經濟學在發(fā)展。耶利米邊沁對理性選擇理論的貢獻超過了亞當斯密。[19]

上述兩股力量推動方法論個體主義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轉變?yōu)樯鐣茖W的分析模式。這種推動本身當然存在某種差別。來自經濟學方向的，是經濟學分析模式向經濟學以外領域的擴張，其演繹性的模式并無變化；源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tǒng)的擴張，既有應用領域的擴張，同時也有分析模式的擴展，它可能是演繹性的分析，也可能僅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們的共同結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很難再獨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經濟學閨房。從1930年到1955年間，先是理性個體選擇的形式公理理論，接著是博弈論，然后是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理論實際走出了經濟學的疆域。與此相一致，人們也更多地在社會科學的范圍定義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如，波普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論的詞句來審慎地建構和分析社會學的模型；那就是說，是以個人的以及個人的態(tài)度、期望和關系等等的詞句來進行的——這個公設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盵20]哈耶克也有類似的定義：“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盵21]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使用的。同時，這種擴展也產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模式從純粹演繹性的分析擴展到演繹和因果分析并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武器庫有所擴充，而擴充的同時，邏輯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不過，它也面臨著實際的問題：這種擴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推廣，與下面的一元論預設相聯系：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根據這一預設，方法論個體主義就是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它應該也能夠面對和說明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這一結論引發(fā)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會和個體的一般關系，因而受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zhàn)。方法論整體主義從相反的方向研究問題，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社會生活始終包含著價值，如果方法論個體主義能夠面對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那它必須把價值納入自己的視野而不是排除在外。這就必須確定作為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是怎樣的聯系，以及在這樣的聯系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會有什么樣的新特征。

三、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波普和哈耶克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其顯著特點是確認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辯護的聯系，把對自由的辯護納入論題的范圍。布勞格對此所作的批評反映了這種情形，他說：“波普在這方面的區(qū)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辯護，或者干脆說他對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批評，有時候就不合邏輯地和為政治的個人主義的辯護纏在一起”。[22]

實際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邏輯與布勞格的邏輯不屬于同一類邏輯。他們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又具有價值辯護的性質和功能，是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論。他們有兩個主要的論證：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另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學與價值的一般關系。

第一個論證通過以下邏輯展開：方法論整體主義是專制主義的認識基礎和理論來源，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批評和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維護，也就是對自由的維護；同時，方法論整體主義是一種類比性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個體自由為有機性所消解，因此反對這種有機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維護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維護個體自由的存在。

波普認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堅持認識事物和歷史能夠也必須從整體出發(fā)，這個整體是“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部分之間的全部關系的總和”。[23]正因為此，方法論整體主義獲得了認識總體的絕對真理權，因而能夠“從總體上重新設計社會”和“重建社會”。[24]由此，社會和人沒有一個選擇和道德決定的問題，自由在此沒有應有的地位。同時，這種觀點“強調社會集體和有機體之間的相似性”，認為“社會學像一切‘生物’科學，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體的科學一樣”，[25]把社會集體解釋為生物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有機性的關系，從而使個體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之相反，它不奢望對整體的絕對認識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認識和社會運作的全能。同時，它不認為個體之間是有機體的關系，而堅持個體是一種獨立體和價值源，一種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從而保證了自由的本體性存在。

第二個論證認為，經濟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出現，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它們的方法論，也是如此。哈耶克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盵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話說明純粹理性與價值選擇的關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于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yōu)點了?！盵27]這里，智慧包含著價值判斷。

波普認為，科學的社會獲得和表達不是獨斷性的，而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學的規(guī)定性，科學的存在與發(fā)展以此為條件。他反對“社會科學的任務必然是做出社會的即歷史的預測”[28]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沒有給人的自由留下地盤，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29]科學所依據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間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適當結合，科學的發(fā)展才有可能。哈耶克從本體基礎的角度進行說明：“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wèi)，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發(fā)揮作用且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以有效發(fā)揮作用的唯一環(huán)境?！盵30]

上面的論證都是力圖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對個體自由屬性的科學分析和抽象，又是對個體自由的確認和辯護。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價值學說，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與價值學說兩立的局面，確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從而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特定的意義上不是價值無涉的。這一擴展改變了實證主義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限定，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代的某種傾向。同時，這些論證也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更加全面的辯護。它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析線路），也是價值上的（維護自由），而且還是認識與價值聯系之中的（科學與自由的內在關聯）。

然而，新的辯護并不意味著方法論個體主義確立了它的絕對合理性。實際上，波普的論證本身不具有完備性。他所批評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只是一種絕對的、有機的整體主義。這種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與自由的關系可能是對立的。但是，非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卻不一定與自由處于對立的狀態(tài)。對這些方法論整體主義，不能排除它們也可以與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關聯。換言之，在方法論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面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zhàn)，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根據證明自己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論。所以，問題可能轉變?yōu)閮蓚€方面：或者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論證，或者這一論斷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論。馬爾科姆盧瑟福近期的研究試圖表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既不完全屬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也不完全屬于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兩者某些內容的結合或兩者的互補。[31]方法論個體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與此相呼應的調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已經承認和接納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

實際上，從科學與價值的二元聯結中把握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管論證者是否意識到，這一看法已多少沖擊了社會科學是絕對一元參照系的觀點。社會科學方法的一元論本身是簡單性科學的結果，它的出現可能有助于認識社會科學的某些特征。但它把與價值的聯系、把科學方法的多樣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會科學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擴展，客觀上是對簡單性的揚棄，包含著對自身的某種超越。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可能都需要從認識和價值兩個方面重新審視自己的前提，確定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對方的關系。

總的來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三種詮釋，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到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的結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腳于個體的分析優(yōu)先性或優(yōu)越性。這一特征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某種合理性的注腳，它體現為獨特的分析線路和解釋功能，體現為與自由價值的特定關聯。但是，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述的演變也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又體現為對已有形態(tài)和特定局限的超越，體現為它與其它方法論的互動互補關系。這兩種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相悖的，但它卻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真實境遇。它說明，方法論的合理性范疇不是一個絕對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內在張力的互補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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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醫(y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 存在問題 對策

一、我國醫(y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存在的問題

1.人文教育理念缺乏。

首先,在教學中重專業(yè)知識教育輕人文素質教育?，F階段,我國的高等教育過于強調過窄的專業(yè)教育,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一技之長,而忽略人文素質培養(yǎng),醫(yī)學教育也不例外,導致學生知識面狹窄、人文素質較差等問題。其次,教育實踐中注重技能培訓忽視人文精神。在醫(yī)學教育中,臨床實習是其中關鍵的環(huán)節(jié),醫(yī)院是臨床實習的基地,進入醫(yī)院后,帶教老師傳授給他們的是豐富的知識、嫻熟的技巧和成熟的經驗,很少有人給他們講解本學科思想觀念的演化歷史、價值遺產和醫(yī)學理論的淵源。因此,學生也只顧追求純粹的知識與技術的提升,而對于醫(yī)學本身具有的社會意義,醫(yī)術之外的文化、倫理特征過問較少。

2.人文課程設置不合理。

首先,人文素質教育內容薄弱。我國醫(yī)學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學時大約占總學時的8%左右。人文課程設置缺乏系統(tǒng)設計。課程的開設呈現隨意性、散在性,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人文課程的教學安排集中在低年級,課程設置缺乏全程化和系統(tǒng)性。這種簡單地堆砌人文課程而非真正從整個醫(yī)學課程體系出發(fā),不能與醫(yī)學專業(yè)素質協(xié)調發(fā)展,自然限制醫(yī)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yǎng)。其次,教育內容理論性強,實效性差,缺乏醫(yī)學關聯性。我國醫(yī)學院校人文課程的教學內容比較注重理論的探討,普遍側重于范疇、體系的教授,力求知識的完備,而非以讓學生學會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為重點。一些課程內容陳舊老化,未能及時反映當代科技和醫(yī)學科學發(fā)展的要求,缺乏與醫(yī)療實際的聯系,實效性差。并且人文內容孤立,未能與醫(yī)學有機地結合,人文社科知識與醫(yī)學專業(yè)知識間缺乏相互聯系與滲透,缺乏整體優(yōu)化和靈活性。

3.人文素質教育評價標準單一。

我國人文課程的評價方法以理論考核為主要評價標準。醫(yī)學生的人文知識考試成績代替人文素質評價,粉飾教育的效果,產生學生考試成績優(yōu)秀則人文素質教育措施得力、學生人文素質高的錯覺。這種評價方式達不到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同時也容易把人文素質教育引到應試教育的岔路上去。

4.醫(yī)學教育的方法單一。

我們現有的醫(yī)學教育方式因受社會就業(yè)、競爭的壓力等影響,基本上沿用了中學生的應試教育方式,教學中往往是偏重名詞概念的解釋、基本原理的灌輸,而忽略了展示邏輯推理思維的能力,缺少對分析問題的角度、方法的教育,達不到應有的人文素質教育結果。同時醫(yī)學院校的專業(yè)教師多是在實驗醫(yī)學模式下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其知識結構中存在人文素質內容缺失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往往忽略對醫(yī)學生進行醫(yī)學人文精神的教育,自然很難做到在傳播醫(yī)學科學知識的同時,自覺地滲透醫(yī)學人文精神的內容。而擔任文科教學的教師又由于缺乏醫(yī)學科學基本知識,在授課過程中也不能有效地進行醫(yī)學人文知識和人文精神的滲透教育。

二、我國醫(y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對策分析

1.更新人文教育理念。

面對醫(yī)科大學生人文素質普遍偏低和傳統(tǒng)醫(yī)學教育對人文精神的忽視的現實,只有人們認識到了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才會真正進行人文素質教育。根據高等醫(yī)學教育的現狀,在現階段,尤其要加強人文素質教育的力度,并且要注重醫(yī)學生的人文知識向人文精神層面的提升。要花大力氣開展宣傳教育活動,使教育環(huán)境中的每一位師生員工,包括教學醫(yī)院和實習基地的帶教老師,深刻領會人文素質教育對于高等醫(yī)學教育的重要意義,使這種觀念深入人心、融入每位老師的教學實踐。更新觀念,將人文社會醫(yī)學課程納入整個醫(yī)學教育學科體系之中,形成自然科學基礎、工程技術科學基礎、醫(yī)學保健科學基礎和人文社會醫(yī)學基礎并重的新教育體制。各類學校應根據自身的情況,建立相應的教學與研究機構,以保證人文社會醫(yī)學教學的有效實施。

2.完善人文教育課程設置。

在課程體系建設上,加強人文學科課程建設,進一步完善課程體系構成。人文素質教育的課程內容應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層,以學科構建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主要有:文、史、哲、音、美、心理學、“兩課”等;第二層,人文社會科學與醫(yī)學交叉產生的邊緣學科課程,主要有:醫(yī)學哲學、醫(yī)學心理學、醫(yī)學倫理學、醫(yī)學社會學、醫(yī)學史、衛(wèi)生法學等;第三層,由多學科融合后形成的綜合課程,主要有:社區(qū)衛(wèi)生保健、醫(yī)院管理、人口學、運籌學等。三個層面課程相互聯系。醫(y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應保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在講授醫(yī)學人文社會科學基本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應更多分析和研究醫(yī)學領域的人文社會現實問題,并讓學生參加研究和討論,避免單純解釋理論和定義的純理論式教學。醫(yī)學人文社會科學教學要重視學生能力的訓練,加強醫(yī)學生研究分析并解決醫(yī)學領域的人文社會問題的能力。

3.提高教師的人文素養(yǎng)。

從事醫(y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學科的教學,不僅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而且需要一定的醫(yī)學知識。中國的醫(yī)學院校,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一般由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老師承擔,有的學校由包含哲學、歷史、經濟學、德育、自然辯證法、管理、心理咨詢等社會醫(yī)學和科教研單位的人文社科系承擔。目前從事醫(yī)學人文科學教學的教師的知識結構不合理現象還普遍存在,無論是學歷層次,還是知識結構,水平參差不齊,學人文的往往醫(yī)學知識欠缺,而學醫(yī)學的又往往人文知識不足,師資水平也成為制約醫(y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目前這種狀況,可以讓更多醫(yī)學專業(yè)教師兼職參加醫(y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工作,同時,培養(yǎng)醫(yī)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學位人才,畢業(yè)后可同時從事醫(yī)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工作,為建設具有合理知識結構的醫(y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師隊伍提供根本保證。

4.在醫(yī)學實踐中培養(yǎng)人文素質。

醫(yī)學的實踐性特點,要求在醫(yī)學教育的見習、實習階段,尤其應注重加強人文素質教育。聯系醫(yī)學生見習、實習時所接觸的典型實例,進行醫(yī)學人文專題講座和案例分析,將醫(yī)學人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使醫(yī)學生學會從醫(yī)學、道德、法律、政治等不同角度去解決醫(yī)療問題。醫(yī)學生的實習階段不僅僅是對醫(yī)學知識技能的實習,還是對醫(yī)學人文知識和運用這些知識的能力的實習。臨床實習期一般是一年,但是這一年對于醫(yī)學生的影響可能是終生的,必須把握住這樣一個關鍵時機,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加強醫(yī)學生與社會、病人的接觸,培育學生關愛病人和生命的情感,為他們以后成為不僅具有過硬的醫(yī)學素質,而且具有高度的人文素質的高水平醫(yī)師打下基礎。

5.改革課堂教學,培養(yǎng)人文素養(yǎng)。

為提高醫(y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教學效果,必須利用一切促進學生創(chuàng)造能力發(fā)展的現代教學方法。第一,互動式教學。即主張在教學中,教與學雙方互相交流、溝通、協(xié)商、探討,在彼此平等、傾聽、接納、坦誠的基礎上,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交融,激發(fā)教學雙方的主動性。如舉例法、案例分析法、討論辯論法等,注重自學與輔導、提問與討論的結合,強調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人文素質的內化,可以充分發(fā)揮學生主體作用,是實施醫(y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有效方法。第二,體驗式教學。教師應創(chuàng)設一個有利于學生“體驗”的活動情境,采取體驗式教學方法。如采用情境教學法,通過媒體展示或同學表演,再現一定的情境,如看病貴、看病難、看病煩、大處方、醫(yī)生冷面孔以及優(yōu)劣不同的醫(yī)德和醫(yī)術給病人生命和健康帶來的不同影響等,調動學生切身的感受,引發(fā)學生學習和運用知識的渴望。第三,自主式教學。即學生根據教學大綱和教學指導,借助教材和其它工具書、文獻資料,結合臨床,自主學習。特別要加強對選修課的自主學習。教學內容以學生自學為主,帶教老師幫助學生鞏固知識,以加深理解。教學組織形式由過去單一大班課形式改革為以小組課、床邊教學和病例討論為主體,講座、科研訓練等為補充。學生邊當“醫(yī)生”邊學習,由理論到實踐或由實踐到理論,充分利用臨床條件,自主學習,接觸社會,提高素質。

三、結語

總之,醫(yī)學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就是要使醫(yī)學生明白:醫(yī)學是怎樣產生的,醫(yī)療實踐是怎樣組織和發(fā)展的,在醫(yī)療實踐活動中和日常的社會活動中對自然、對社會、對別人、對自己應該有什么態(tài)度。什么是正義,什么是邪惡,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什么應該捍衛(wèi),什么應該擯棄,等等?？傊?醫(yī)學人文素質教育可以使醫(yī)學生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人對社會的責任,了解醫(yī)學對社會的責任,了解自己的醫(yī)療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醫(yī)學人文素質教育對于培養(yǎng)真正合格的當代醫(yī)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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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經濟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18—0110—03

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學科，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作為法學研究對象的法律現象也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的關照對象。本文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知識產權保護這一法律問題，以期對國人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意識的變革有所裨益。

一、 相關概念的界定

知識產權是基于創(chuàng)造成果和工商業(yè)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tǒng)稱。本文所指的保護是指通過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知識產權。法制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法律上層建筑的各個因素所組成的系統(tǒng)，從其構成看，起碼包括法、法律實踐以及指導法和法律實踐的法律意識。①依此含義理解，從其構成看，知識產權法制大體包括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法律實踐和指導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法律實踐的知識產權法律意識。知識產權法制不僅僅是靜態(tài)意義上的，更是動態(tài)意義上的、“活的”、“行動中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本文所述經濟分析中的經濟，既從經濟學意義上理解，即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知識產權法制保護問題；也從作為經濟基礎的、與政治和文化等相對應而存在的“經濟”意義上理解，即通過對保護知識產權對于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重要性的分析以期提升甚至變革國人（包括立法者、守法者、執(zhí)法者、司法者和法律監(jiān)督者等）的知識產權法律意識。

二、經濟分析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正當性

20世紀60年代，以科斯、波斯納為首的美國學者將經濟分析引入法律領域，給法律花園帶來了一縷清新雋永的風。但是，當我們面對日漸洶涌的法律經濟分析熱潮，當這一頻頻出現的研究方法已使我們習以為常時，有學者開始反思這一既存現象的合理性，并深深地質疑：法律的經濟分析究竟是包治百病的良藥，還是一種引入歧途的誤導，經濟分析法律的本意是想挖掘出法律背后深層次的經濟原因，還是僅僅在學術內部標新立異。②

筆者以為，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巴椒ú蛔阋宰孕小！边@句法律格言產生于一個非法治的國度，以至于其說服力被大打折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法學研究對象的法律現象，也是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照對象，比如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也就是說，對于同一個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考察，以便探索出這個問題的“全部的道理”。所以，從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法律問題，對于客觀、全面理解法律現象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天，經濟研究領域業(yè)已囊括了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經濟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類行為的可貴的統(tǒng)一方法。③法律行為當然在人類行為之列，所以對法律問題進行經濟分析的正當性毋庸置疑。這也已為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成果所證明。

知識產權依其對象（創(chuàng)造成果和工商業(yè)標記）的不同可分為著作權和工業(yè)產權，這里的工業(yè)應從最廣義的角度理解，包括工業(yè)、商業(yè)、農業(yè)、服務業(yè)等。知識產權的對象和分類顯性地告訴我們，知識產權和市場行為密切相關，所以，對知識產權這一法律問題更有必要進行經濟分析。

三、對知識產權法制保護進行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

（一）方法論個人主義

法律經濟學的主要思想來源于古典主義經濟學，它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假定為基礎。即社會理論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對個人意向和行為研究、考察的基礎之上。分析研究對象的基本單元是有理性的個人，并由此假定集體行為是其中個人選擇的結果。公共選擇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布坎南反對從集體的角度出發(fā)考察政治、法律等社會行為的分析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很容易導致將國家不僅看成一個超人的單位，而且將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獨立于個人利益而存在的東西，進而“將國家看成是代表整個社會的唯一決策單位”。布坎南指出，人們并不是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為了去實現各自的利益而參與政治活動的。每一個參加公共選擇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動機和愿望，他們依據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是理性的、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

（二）最大化原則

最大化原則與理性人、經濟人假設密切相關，即個人是其自身行為的最佳判斷者，個人將永不滿足并竭力追求凈收益（效用或利潤，后者對商人而言，前者對其他人而言）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三）社會成本理論

權利配置有多種可能結構，各種結構不僅都需要社會成本（市場的和非市場的），而且其社會成本各有差異，這就產生了權利配置的社會選擇過程和社會成本最低化問題。法律應該在權利界定上使社會成本最低化、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優(yōu)化。

（四）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意謂由于將資源使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時所放棄的收益。

（五）效率和正義理論

如何解決正義和效率之間的沖突最終取決于兩者的相對重要性，如果推進正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為了更多的正義而犧牲一些效率還是有必要的。④

（六）博弈論

博弈論主要研究當人們知道其行為相互影響而且每個人都考慮這些影響時，理性個體如何進行決策的問題。⑤

四、 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的經濟分析

（一）從經濟意義上分析知識產權法制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