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音樂美學的內在含義與音樂藝術實踐的關系

伴隨著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產生和不斷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門以研究美、美感、創(chuàng)造美和美的規(guī)律為主要內容的美學學科。音樂美學作為美學的一部分，是研究音樂的本質和內在規(guī)律的基礎理論學科。只有通過對音樂藝術表演的實踐研究，才能準確掌握其美學規(guī)律，才能更精準地把握藝術本質從而進行音樂藝術表演。

音樂美學的目的是理清音樂藝術的本質和內在規(guī)律，重點研究音樂的本質、內容和表現(xiàn)形式，音樂對人的感覺、想象力、情感和理智產生的作用，音樂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功能以及音樂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音樂美學涵蓋面較廣，研究內容復雜，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總結的經驗和在自然科學中取得的成果，從而進行對音樂藝術的深刻和精準綜合研究與高度概括。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藝術實踐活動，音樂藝術實踐活動又是音樂美學得以建立和發(fā)展的物質基礎。通過對音樂藝術實踐活動的研究，才能得到音樂藝術的本質，把握音樂美學的精髓。反之，音樂美學史音樂藝術表演的基礎，在了解音樂美學理論的基礎上，才可以再藝術表演中自如發(fā)揮和創(chuàng)作，不斷吸收和創(chuàng)新，以到達將音樂藝術表演發(fā)揮到極致。

二、音樂美學研究角度以及對音樂藝術的作用

音樂美學要從四個角度來進行研究，分別是哲學、心理學、廣義社會學以及音樂作品自身美學特征這幾大角度。哲學這一角度主要需解決的問題是音樂的本質、音樂的內容、音樂與現(xiàn)實的關系。這些問題是研究音樂美學的基礎，具有本質性，與哲學認識論關系密切。心理學的角度即是研究包括創(chuàng)作者、表演者、欣賞者的心理狀態(tài)和感受，創(chuàng)作者是出于何種感受創(chuàng)作作品，表演者是如何理解并演奏作品，而欣賞者對音樂藝術作品又產生了何種感情，這些都是這一角度研究的內容。在這一研究中，心理學提供了研究方法，成為理論基礎和前提。

廣義的社會學角度就是從社會學出發(fā)，研究音樂的社會屬性、社會功能、社會價值、階級因素和音樂存在與發(fā)展等等社會性一系列問題。音樂作品自身美學即是對音樂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品要素、作品結構和特性，從這些角度出發(fā)來探討音樂美學。

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表演的作用極為重要，因為音樂表演不僅是技術的發(fā)揮，更為重要的是對音樂作品內在含義的理解，準確傳達藝術精髓是藝術表演的本質。倘若表演者只注重表演技術，而忽略了對作品的感受，沒有理解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忽視了作品所要表達感情，那么表演即是空泛的，無法使人產生共鳴。因此音樂美學是音樂藝術表演的核心價值，直接作用于藝術表演，決定藝術表演質量。

三、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實踐的現(xiàn)實意義

出于音樂美學的重要性，音樂家也將其稱之為音樂哲學。它對每一位音樂人士都有極重要影響，無論是在演奏還是在欣賞過程中，音樂美學都有重要的現(xiàn)實和指導意義。在表演過程中，以下三點美學原理需要時刻遵循掌握：第一，表演上與原作品統(tǒng)一，再次創(chuàng)作要不得違背原作品本質含義。在表達自己對作品和對音樂美的理解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原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創(chuàng)作者的作品表達意圖。第二，音樂演奏風格在歷史背景下符合當代精神。在音樂表演時既要注意作品創(chuàng)作的歷史背景，又要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特點，用當代的視角來觀察歷史背景，精準完美的再現(xiàn)音樂作品。第三，藝術表現(xiàn)與表演技巧相結合。單純炫技卻忽略作品本質只會使藝術表演顯得空泛，而沒有精湛的表演技巧，也就意味著缺少將音樂作品完美演繹的基礎條件和表演手段。只有做到以上三點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音樂美感，提高表演技巧，使音樂表演能力愈加精湛。

四、結語

篇2

關鍵詞：文藝社會學；反映論；中介論；文藝價值；文藝消費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7—0247—02

人類文明的最初，是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通過對自然界的認識來認識自身，進而再反過去理解和解釋自然界的事物。但隨著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進程，人們將目光轉向人類社會本身，朦朧的審美意識也隨之產生，與此同時，激發(fā)人類美感的藝術也就誕生了。那么文藝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文藝的價值又是如何得以實現(xiàn)的？

一、從“反映論”到“中介論”

（一）“反映論”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圖提出的“藝術世界依存于現(xiàn)實世界，現(xiàn)實世界依存于客觀理念世界，藝術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響，提出了“摹仿說”，但他擯除了柏拉圖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念，認為藝術比想象的世界更為真實，并非只是摹仿現(xiàn)實世界的外形，還有現(xiàn)實世界所具有的客觀必然性。這一藝術摹仿自然的理論被古羅馬的賀拉斯所接受，他強調藝術應該在生活中尋找真正的范本。

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藝社會學的萌芽，一直到19世紀初，文藝社會學得以在斯達爾夫人、丹納和讓—馬利·居約手中得到確立，但隨后文藝社會學的發(fā)展經歷了諸多的變化。

丹納是實證主義經驗派的代表人物，這一派別采用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方法，通過社會調查、填寫表格、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等具體的手段，對文藝現(xiàn)象進行定量分析。這種研究方法確實認識到了社會對于藝術，是藝術產生發(fā)展的源頭，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結果都流于藝術活動、藝術現(xiàn)象表面，藝術與社會之間內在的深層關系卻沒有的到充分重視。而以法國學者呂西安·戈德曼為代表的發(fā)生學結構主義，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結構與一定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定的社會集團的思想結構之間的對應關系，將文藝與社會的關系視為簡單的線性對應關系。

前蘇聯(lián)的藝術社會學，最初是在19世紀中葉，由其國內興起的歷史文化學派將歷史主義的內容引入了文藝學，由于受到實證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影響，將文藝學置于了從屬于社會學的地位，將文藝作品視作歷史文獻、文化實例和個人傳記，將文學史等同于社會思想史，忽視了文藝作品審美屬性和藝術特點的全部復雜性。另一方面，歷史文化學派所持偏頗的極端發(fā)展又導致了庸俗社會學的產生，經濟活動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制約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關系，藝術家與藝術作品被貼上了政治的標簽。

這些派別，在他們對于文藝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關系鏈的兩端，簡單地將這種關系認定為是線性的機械反映。文藝的本質成為了簡單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一面“鏡子”，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鑒賞受制于社會生活，他們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文藝本身的審美屬性被忽略了，將文藝與社會的關系解釋為單向的決定論或線性的因果論，文藝與社會被固定在了兩端，文藝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的眾多中介被忽視，“反映論”觀念下的文藝與社會生活，也正是因為忽視了生機勃勃的種種中介，也變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論”

“中介”的概念，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一書中就有過解釋“不論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論在哪個地方，沒有什么東西不是同時包含著直接性和間接性”①?！伴g接性”在德語里與“中介”是一個詞，這里的“間接性”其實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為中介，以他物為條件，受他物制約的。列寧的《哲學筆記》中也談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經過中介，連成一體，通過過渡而聯(lián)系的”②，這是說整個世界是有規(guī)律的聯(lián)系的動態(tài)總體，而世界、規(guī)律是通過中介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在文藝社會學發(fā)展的階段中，其實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藝術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中間環(huán)節(jié)”的，是普列漢諾夫，他指出：“絕不是‘上層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從經濟基礎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同經濟基礎只是間接地發(fā)生關系的。因此，在討論藝術時必須考慮到中間環(huán)級”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普列漢諾夫承認社會經濟基礎是藝術產生的根源，但并不會完全掌控藝術的發(fā)展，經濟基礎對于藝術的影響需要通過中間環(huán)節(jié)來實現(xiàn)，所以藝術并不是對社會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在《的基本問題》中，普列漢諾夫還提出了著名的“五項因素公式”，將社會結構分為五個由低到高的層次“（一）生產力狀況；（二）生產關系；（三）社會政治制度；（四）社會心理；（五）社會思想體系”④這五項因素還可以繼續(xù)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會結構的構成因素有多少，影響經濟基礎與藝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就有多少，這些中間環(huán)節(jié)的范圍還會隨著社會發(fā)展而無限擴大。

我們可以看出，相對于傳統(tǒng)的“反映論”，“中介論”的理論框架更為科學、系統(tǒng)，它指出了文藝與社會生活之間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反映與被反映，決定與被決定的線性因果關系，而是經由一系列復雜的中介建立起來的雙向互動的，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

二、文藝價值功能與文藝消費

篇3

一、引言

“反身性”原則是布魯爾在《知識與社會意象》一書中提出，并作為“強綱領”最后一條理論原則。反身性原則要求對科學的社會學解釋必須能夠應用于社會學本身。布魯爾提出該原則的初衷是為了保證自己理論的自洽性，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理論的嚴密性，更是為了確?！皬娋V領”的普遍適用性。要想使一個理論能夠對研究對象具有解釋效力，它必須能夠解釋自身，這也是對稱性的一個要求。同時該原則的提出體現(xiàn)了布魯爾及科學知識社會學學家對自己理論的信心。這條原則提出的初衷雖是為了確?！皬娋V領”具有更強的適用性，但該原則卻恰恰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遭到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問題”。反身性原則提出本是為了維護自身理論的自洽性，增加對其他理論的批判力度，但事與愿違反身性原則造成了自身困境即“反身性問題”。該困境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是無法克服。

二、何謂“反身性問題”

“反身性問題”源于格爾茲稱之為“曼海姆悖論”問題即：“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一方面宣稱，所有思想、意識不過是一種源于特定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不存在超文化、超主體的絕對知識；而另一方面他又以某種實在論支點作為其知識社會學思想的精要，這便形成了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特有的悖論形式。”反身性問題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里表現(xiàn)最為突出因為：當自然科學被視為是一種社會的、利益的建構時，科學知識社會學自身所建構的知識也不可避免地被反詰：你的知識也是社會、利益的產物。因此“反身性內涵的普遍化演變?yōu)椋涸谔囟ㄎ幕v史語境中進行知識生產的主體，其制造的知識是無法超越特定情境下的文化、社會及歷史背景的，因而不具有絕對意義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種解釋是一種永遠無法打破的封閉式循環(huán)的悖論。”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相對主義認識論立場出發(fā)，一切信念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但在勞丹看來（L．Laudan）便意味著“如果任何信念均非理性思考或有見識的評價結果，而僅僅決定于信仰者的社會境況的觀點成立……認識社會學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沒有理性而言，因而也就沒有什么特別理由要求被接受?！辈煌耆远ɡ碛眠壿嫹绞阶C明：任何一個符號系統(tǒng)要達到邏輯一致性，其前提就不能由系統(tǒng)自身內在地給出，而只能來自系統(tǒng)之外。例如理性主義的成立前提依賴于判斷“我相信理性”，而該判斷為真的依據(jù)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同理相對主義的成立也依賴于它以外的絕對前提“一切都是相對的”。由此可知，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本身都是不完備的，因而陷入到“反身性問題”中。所以任何對反身性原則的批判都無疑成一場自殺行為。而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內部之間也因為必須面對反身性問題而無法自拔?！胺瓷硇詥栴}”帶來的難題是自我反駁、自我指涉。自我指涉是指“一個總體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間接地又指稱這個總體本身，或者要通過這個總體來定義或說明”。比如希臘哲學家埃匹門尼德的著名悖論：“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說謊者”。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相互指涉的例子：如果埃匹門尼德說的話是真的，因為他是克里特島人，這句話也適用于他自己，所以他一定是個說謊者，那么這句話就是假的；反之，如果他這句話是假的，同理因為他是克里特島人，他不是一個說謊者，那么這句話就是真的，所以這句話是一個悖論。“反身性”帶來的自我反駁是因為：自我反駁是指任何涉及全面的，可以轉化為自指句的陳述都必定會表現(xiàn)出自我反駁性。例如“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這句本身就是絕對的，典型的自我反駁的例子。正如相對主義與社會哲學相同處都是對社會情境和歷史條件的著重強調，都堅信所有的命題、論斷和理論都是特定社會和歷史情境下的產物，不具有普遍性；同時也強調知識和意義具有社會性和歷史特性。而理性主義批判指出：相對主義命題本身就是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相對主義必然是自我反駁的理論。反身性原則要求對其他信念的檢查也要適用于自身，我們看到把反身性原則運用到相對主義和理性主義時發(fā)現(xiàn)：這些理論都有缺陷，都無法達到自圓其說因而陷入到“反身性問題”中來。科學知識社會學一方面要以科學知識作為其研究對象，另一方面這種知識本身又是其進行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中的一部分?？茖W知識社會學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總是結合在一起，很難將兩者分開單獨討論。反身性原則要求對自身檢驗因而出現(xiàn)如下問題：關于“描述”的描述、關于“觀察”的觀察、關于“實驗”的實驗等。反身性問題如同悖論使得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也束手無策，自我指涉的同時又自我反駁的循環(huán)反復，完全違背了布魯爾提出該原則的初衷。

三、反身性影響

1．負面影響（1）布魯爾繼承了曼海姆學說的傳統(tǒng)，把反身性原則列為“強綱領”中最后一個條件。在面對來自各方的批判時，布魯爾反駁指出反身性原則“不是自我拆臺的虛無主”，“當歷史學家們認識到他們的學科可能有反身性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對歷史學感到憂慮。的確，這正是探討知識社會學的人應當具有的態(tài)度。”“布魯爾似乎并不真的鼓勵對知識社會學進行反身詰問，他的反身性原則不過是一種自信的姿態(tài)或‘商品推銷術’，用于支持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地位并抵制反對派的攻擊?！辈⑶覍τ趶娋V領支持者來說，反身性原則并不是要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實踐中實際貫徹的內容，而只是他們表達對自身理論自信的形式。巴恩斯、布魯爾等也只是原則上接收反身性，保證理論的自洽性；科林斯、平奇等則堅持“反反身性者”；認為反身性會對他們的研究實踐產生令人氣餒的影響。反身性困境造了科學知識社會內部支持者的分歧。（2）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支持者由于在實踐反身性原則時陷入到自我悖論中，減弱了強綱領的說明性：一方面強綱領主張認識的相對主義；另一方面這種相對主義認識一旦運用反身性原則，就會使得強綱領陷入到“反身性問題”中無法自拔。反身性問題的出現(xiàn)使得強綱領的說服力減弱，成為其他學者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原則提出的初衷是為了維護和體現(xiàn)自身理論的自洽性，但終究是無法克服理性主義標準下的認識論綱領，最終陷入悖論中。（3）“反身性問題”的出現(xiàn)同樣使得科學知識社會學陷入悖論中。反身性原則要求，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堅持的信念也要適用于他們的研究對象。他們宣稱的各種信念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本身也無法避免被社會建構，由此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也是出于相對主義中。何謂社會建構，就是指包含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主張相對主義認識論。堅持認為科學知識跟其他知識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茖W知識并無特殊之處；其次，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同時認為自然科學的認識內容只能看成是社會過程的結構，并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否定科學知識是對外部事實的直接反映的觀點。由于科學知識社會學派堅持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不可避免的陷入反身性原則造成的悖論中，正是這樣的悖論，強綱領的可信性是值得懷疑的，他們宣稱的理論的可信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因此拉圖爾這樣評價布魯爾的反身性原則：“在拉圖爾看來，布盧爾用社會因素來‘對稱地’解釋有關自然的信念，這實際上賦予社會比自然更多的實在含義，從而未能“對稱地”對待社會和自然。一旦我們用社會來解釋自然，這就預設了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的超越地位和權威性。由此看來，布盧爾對反身性的訴求失敗了，因為適用于自然科學的解釋實際上未能適用于社會科學，‘社會建構論’未能適用于‘社會建構論’本身。顯然，這種反身性訴求很容易要么陷入悖論，要么陷入虛無主義?！?．正面影響反身性原則作為一個范式提出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該原則成為批判理性主義、歷史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重要利器；該原則也構成了推動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演進的基本動力。該原則在批判其他理論、信念的同時也有助于維護自身理論的自洽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對自身理論的自信。具體來講反身性原則的價值體現(xiàn)如下：（1）認識論層面，反身性原則有助于人們克服對理性能力的自滿情緒，認識到理性能力也是有自身的局限。同時人們理性能力的增強并不能表明人們對所處的環(huán)境運行規(guī)律的把握具有其必然性。啟蒙理性一直宣揚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真理觀：主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理性組織起來的”而且是有序的世界；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具有把握世界理性的能力，“發(fā)現(xiàn)真理，建構真理和確立真理的獨創(chuàng)性的理智力量”。反身性問題造成的悖論是理性主義者們無法克服和解決的，也同時也表明悖論的存在是對理性主義的上述理論的否正。正是這樣的否正讓人們認識到理性不是萬能的，人們對世界的規(guī)律和真理的認識不具有必然性帶有的階段性和片面性。理性主義堅持認為存在有絕對的真理，但這樣的認識遭到反身性質疑，通過這樣的反駁有助于人們提高自身的認識，不在迷信理性的力量。（2）經驗層面上，科學知識社會學以對自然科學家的科學活動的分析作為其分析研究的藍本，成功的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獨到的學術觀點。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觀點堅持認為科學知識不是一種對客觀事物的直觀的反應，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這其中有個人情感、社會發(fā)展等因素的制約。現(xiàn)代的社會學家等各個學科都可以借鑒在研究實踐中正確處理反思和自反等關系問題，加強人們對研究過程中的對社會性因素、個人情感等研究，關注人類思維的內在發(fā)展進程，注重個人在研究中所滲透的主觀因素的影響。（3）應用層面上，可以把反身性原則應用到對各種社會現(xiàn)象比如國家政治結構、社會性別等展開研究，揭示這些現(xiàn)象是如何構成、如何運行的，并因此進一步加強從經驗層面上分析理性的人類思維和行為所產生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社會后果等。同時在分析人類思維和行為后果的同時，也可以深入到這些社會現(xiàn)象內部更深層次的認識社會本質，利于人們更好的管理政治社會經濟生活。

篇4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fā)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xiàn)有制度的穩(wěn)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xiàn)，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xiàn)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huán)，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guī)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fā)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tài)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fā)現(xiàn)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xiàn)，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huán)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qū)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qū)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qū)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shù)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xiàn)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fā)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zhàn)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fā)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zhàn)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xiàn)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tǒng)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tǒng)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fā)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fā)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tǒng)，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fā)掘“意識形態(tài)”（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tài)，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tǒng)治階層的意識形態(tài)，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tǒng)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chuàng)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xiàn)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tài)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tài)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xiàn)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tài)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tǒng)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tài)度有著根本的區(qū)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qū)別。傳統(tǒng)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tài)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fā)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xiàn)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fā)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xiàn)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yè)“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jù)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f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fā)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xiàn)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fā)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xù)）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yè)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fā)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fā)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5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fā)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xiàn)有制度的穩(wěn)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xiàn)，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xiàn)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huán)，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guī)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fā)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tài)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fā)現(xiàn)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xiàn)，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huán)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qū)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qū)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qū)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shù)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xiàn)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fā)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zhàn)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fā)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zhàn)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xiàn)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tǒng)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tǒng)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fā)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fā)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tǒng)，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fā)掘“意識形態(tài)”（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tài)，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tǒng)治階層的意識形態(tài)，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tǒng)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chuàng)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xiàn)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tài)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tài)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xiàn)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tài)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tǒng)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tài)度有著根本的區(qū)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qū)別。傳統(tǒng)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tài)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fā)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xiàn)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fā)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xiàn)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yè)“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jù)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f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fā)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xiàn)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fā)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yè)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fā)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fā)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6

在中學里，美術欣賞課是非考試科目，所以在進入中學的時候學生就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思想，不可能花太多的心思在美術欣賞課上，然而也有很多學校迫于升學考試的壓力，對美術欣賞課不夠重視，總是占用或者取消這類課程，這樣使學生更加對美術欣賞課失去了學生興趣，長久下去也失去了美術欣賞課原本想要體現(xiàn)的意義。然而美術欣賞課作為人文教育的一類，應該更加體現(xiàn)時代的發(fā)展與歷史相結合的內容。美術欣賞課通過每個時代的歷史發(fā)展的現(xiàn)狀，每個時期的作品了解到當代美術的內容和發(fā)展，通過作品反映的時代內容，社會背景都能讓同學了解到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變遷發(fā)展。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創(chuàng)作產生的，它包含著整個時代的烙印和過程。

美術欣賞課上所展現(xiàn)的是一種心理活動而這種心理活動是視覺上的，從眼睛觀看到對畫的直觀感受開始，通過知覺與其他感覺共同得到的感情和意識的過程。從一個方面來說，美術欣賞中就包括了“美術鑒賞”這個方面，就是從歷史學、美學、哲學、美術學、社會學等角度對美術作品的表現(xiàn)方法、藝術創(chuàng)作的技巧、思想內容、精神文化價值等這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和評論后，所作出的價值判斷。美術欣賞課教學是中學美術教育的基本課程之一，它也是提高學生美術素質和審美能力的重要方法。通過欣賞藝術家的作品，同學們可以了解到藝術家怎樣用作品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

美術欣賞課的學習，能使學生感知到美術作品里體現(xiàn)的感情，思想和精神，并通過自己感知到的審美眼光和感官上的體會去欣賞、審視自己的生活形象，提升了美術素養(yǎng)，提高了審美能力，通過體會我們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美術發(fā)展歷史和概念，能了解到美術中的各個流派不同的藝術風格。可以運用美術的基本知識，理論和創(chuàng)作技巧以及一些創(chuàng)作手法，去分析，欣賞這幅作品，學會評價這幅美術作品的方式方法，提高對藝術欣賞的能力，慢慢的形成完善的審美能力，并且擁有自己的審美觀念，且可以尊重他人的審美判斷。并且對藝術表現(xiàn)的能力和作品創(chuàng)作提高有一定的幫助。

我們要用好的藝術作品和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美的形象去感染激勵學生，這樣才能使學生的評價和欣賞美術作品的能力得到提高。王朝聞先生曾說：“沒有想象就沒有創(chuàng)作，沒有想象也就沒有藝術欣賞?！毕胂蠛蛯徝赖年P系猶如航船和航線那樣密切。美術教育應該使學生得到全方位的發(fā)展，使他們成為有想法，有個性，有積極向上的精神的人，這樣才能不斷的提高他們的審美能力。

美術欣賞課中，告訴學生用自己的視覺感官和感知情感去體會優(yōu)秀的作品，獲得審美上的感受，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學生是愛美的，而且對所有美的事物和物質有自己的感受，美術欣賞課就應該從學生對作品的直覺，視覺，感知，感受入手，啟發(fā)學生思維參與和作品欣賞，著重體會對作品的主觀感受，在美術欣賞課的過程中把觀察，欣賞，評價，討論等相互結合。

通過對作品欣賞、吸收優(yōu)先作品的精神和認識創(chuàng)作出自己的作品，中學階段，學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抽象想象能力，都有了一定的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有了一定的判斷能力，對發(fā)展創(chuàng)造力也有了一些基礎。從涂鴉過渡到寫實，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對社會的認知與深入的了解，對作品的精神和內在的理解，學生對創(chuàng)作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新的想法和深刻的認識。

“美術欣賞課是學校美育素質教育的重要方式，這個課程還具有人文教育的性質，也是九年義務教育的必修的藝術課程，在素質教育中起著很大的無法替代的作用”在這個人文教育逐漸退后的時代。我們更渴望人文學科的興盛。作為屬于人文學科的一門學科，在教育中更應該注重學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使學生具有“真、善、美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和價值觀念”。才能使學生的精神追求有更高的品味。

篇7

Abstract： Weber is an encyclopedic scholar. Wi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ber's works by Parsons， there are three

"Weber hot" wave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Weber hot" through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religious sociology. In the study of "Weber hot"， compliment is more than criticism. At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er's propos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is a possible new discourse system. Weber research involves many fields and "Weber hot" has become a system. This study is only a perspective analysis. In the "Weber hot" study， there are more analytical dimensions.

關鍵詞： 韋伯；韋伯熱；社會科學方法論；宗教社會學

Key words： Weber；Weber hot；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religious sociology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24-0281-03

0 引言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致力于社會、經濟、政治和宗教等多種問題的學術研究。同時，他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給后人留下了豐厚的學術著述。他在社會學界聲名顯赫，與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并稱為經典社會學三大家。同時，他還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

韋伯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不但通曉多個國家語言，而且著述涉及各個研究領域。正如科塞說評價的那樣，“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頭腦，對法律的歷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對古代史、近代史以及東方社會的歷史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當然，他專心研讀過當時所有重要的社會學論著，就連那時還鮮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為他所熟悉。韋伯是最后一批博學者中的一個。”[1]韋伯開創(chuàng)的“理解社會學”使其分析和認識的深度達到了絕對深刻。也就是說，他不僅在學術的廣度這個面上具有百科全書性，在認知的深度上也是其他學者所不能企及的。所以，科塞又評價道：“很少有人達到他那樣的深度。他介入許多事物，從斗爭脫身時常常身上帶傷，有時甚至被打垮。但是他帶來的是對人和社會的深刻了解，這對下幾代的學者和政治家來說是一份豐富的財寶。他對社會行動中的磨難、悲劇以及偶爾的成果和超脫的關注，使他成為社會分析的科學和藝術的至今無人能及的大師”[2]。

自韋伯作品被帕森斯翻譯成英文以來，韋伯便開始為英語世界學者廣為關注。隨后全球掀起了一層又一層研究韋伯的“熱潮”，甚至，韋伯在學術研究中已經成了繞不開的人物。即使在今天，韋伯仍在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很多人常常發(fā)問：為何動輒韋伯，為何開口就馬克思?韋伯？可以說，韋伯作品震撼力如此之強，以至于在國際學術界經久不衰?！绊f伯熱”起于何時？就社會學角度而言，可以通過什么樣的基本維度研究“韋伯熱”？“韋伯熱”的背后還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

1 “韋伯熱”的基本維度

1.1 “韋伯熱”的三個階段

韋伯的學術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經由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的翻譯和介紹進入美國，也就進入了英語世界。這構成了后來各地興起“韋伯熱”的淵源。此前，韋伯很少為英語世界的學者所了解，甚至在“二戰(zhàn)”之前，韋伯的影響也不甚大，其學術影響也是有限的。

按照蘇國勛的歸納，“韋伯熱”包括三個歷史階段。除了帕森斯將韋伯的思想引入美國后掀起的第一波“韋伯熱”外，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韋伯熱”反饋回德國，于70至80年代出現(xiàn)的“韋伯復興”熱潮――20世紀70年代中期德國社會科學界出現(xiàn)的一場旨在恢復韋伯思想本來面目、深入闡發(fā)其學說精義的潮流，其重點一直是糾正帕森斯對韋伯的曲解和附會，重構韋伯作為一名德國學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闡發(fā)韋伯[3]。在此意義而言，沒有帕森斯，包括一些學者所批評的韋伯的“帕森斯化”，也就不會有“韋伯熱”，至少“韋伯熱”將會以另一種姿態(tài)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中國社會學發(fā)展的需要，西方的學術作品開始被引進翻譯成中文。而當韋伯作品翻譯進中國之始，社會學界即掀起了“韋伯熱”。 蘇國勛認為，韋伯的思想正是隨著社會學的恢復開始在中國學術界傳播開來的。1987 年《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北京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問世，韋伯的學術思想才開始為中國讀者所了解。隨著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韋伯研究熱潮開始東漸[4]。這是“韋伯熱”的第三種形態(tài)。

1.2 “韋伯熱”的基本維度

“韋伯熱”不是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qū)的現(xiàn)象，而是幾乎遍及全球、發(fā)生于多個學科領域的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正如韋伯研究專家蘇國勛所闡述的那樣，“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韋伯熱’出現(xiàn)于不同的國度和地區(qū)，各有其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論”[5]。筆者認為，韋伯的社會研究方法論和宗教社會學可以作為解讀“韋伯熱”的兩個基本維度。

1.2.1 研究方法論

韋伯將他的社會學稱為“理解社會學”――“社會學（這個使用上含義十分模糊的詞在這里所理解的意義上）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6]。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在其理解社會學基礎上闡發(fā)的。在韋伯看來，文化科學的對象是有意義的文化事件或實在，文化科學的目的是認識這種實在的獨特性。他的方法論就是關于達到這個目的的方式、原則和手段的討論構成的。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可以濃縮為三篇論文：《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文化科學邏輯領域內的批判性研究》和《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7]。韋伯方法論的精髓基本上都在這三篇精煉的論文中體現(xiàn)出來。首先是作為概念工具的“理想類型”。我們知道，理想類型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其提出的初衷是為了作為與自然主義相對立而體現(xiàn)出來的研究方法而提出來的?！绊f伯認為沒有一種科學系統(tǒng)能夠重視全部具體現(xiàn)實，也沒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顧及到無限多樣的具體現(xiàn)象。全部科學都包含抽象，也包含選擇。然而社會科學家在挑選概念工具時很容易落入一種困境。如果他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他就容易丟掉現(xiàn)象的特征。相反，如果他使用歷史學家的傳統(tǒng)概念，把現(xiàn)象孤立化、特殊化，他就無法把這一現(xiàn)象同相關現(xiàn)象進行比較。理想類型這一概念就是要避免落入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8]。后來，“理想類型”幾乎成為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界的分析模型而被世界各國學者廣泛應用。韋伯還通過理想類型這個分析工具、將社會行動分為目的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的行動和傳統(tǒng)的行動[9]，將統(tǒng)治的類型劃分為合理的統(tǒng)治、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和魅力型統(tǒng)治[10]。其次，是提出了價值中立或曰價值無涉與和價值相關原則。這兩大原則至今仍被學界廣泛討論。

1.2.2 宗教社會學

韋伯一生都處于學術創(chuàng)作中。在某種意義上，韋伯的“著述等身”來源于其從不間斷的學術思考。也許正是這種不間斷的思考使其能夠跨越不同的學科研究不同國家進而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比較研究。比如，1912年，他由“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聲音樂”這一問題出發(fā)，第一次開始考慮更一般的“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種獨特的理性主義” 這一支配其后期學術思考的中心問題，開始走向西方與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較研究。韋伯對新教倫理以及后來對中國宗教、印度宗教以及未完稿的伊斯蘭教的研究構成了其宗教社會學的基礎。其中，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韋伯熱”的內核。而韋伯對中國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則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和亞洲掀起“韋伯熱”的基本內容。

在韋伯論述新教倫理之前，馬克思通過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已為學界廣泛熟悉，并表現(xiàn)出了強大的學術生命力。但是，韋伯還是另辟蹊徑從與馬克思分析基礎完全相反的視角做了分析和研究。韋伯是通過精神因素（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相對應）研究為什么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最初發(fā)生在歐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在成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認為，西方發(fā)展出了資本主義，不僅數(shù)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隨著數(shù)量上的增長）還發(fā)展出了在其他各地從未出現(xiàn)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11]。他通過比較福格和富蘭克林的話語體系認為，福格的話表現(xiàn)的是商人的大膽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貶色彩的個人嗜好，后者則是具有倫理色彩的勸世格言，而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精神即后一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亦即近代資本主義精神[12]?！霸跇嫵山Y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yè)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13]。他認為，新教倫理所體現(xiàn)出來的“禁欲觀”和“職業(yè)感”是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內在動力?？梢哉f，致力于探討世界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主要是通過宗教的視角分析）與該民族和區(qū)域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關系可以看作韋伯后期學術研究的基本旨趣。這在學術界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和廣泛的爭鳴。

韋伯對中國宗教和道教的研究則構成了“精神因素對經濟社會發(fā)展推動作用”的后續(xù)研究。韋伯比較了中國的儒教與道教，他認為，儒教純粹是世俗內部的（innerweltlich）一種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與佛教形式更加鮮明對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對世俗及其秩序和習俗的適應，歸根結底，它只不過是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則與社會禮儀的一部大法典[14]。儒教所關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5]。與清教徒相比，中國的，無論是在官方的國家祭奠方面，還是在道教這方面，都沒有像清教那樣為個人以宗教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夠強烈的動機[16]。清教倫理在對待塵世事物的態(tài)度方面，與儒教的倫理形成強烈的對照。如果說儒教對世上的萬物采取一種隨和（unbefangen）態(tài)度的話，那么清教倫理則與“世界”處在一種強烈而嚴峻的緊張狀態(tài)之中[17]。而清教主義代表一種與儒教截然相反地理性地對待世界的類型[18]?！俺丝释麛[脫無教養(yǎng)的野蠻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贖”。他期待著此世的長壽、健康和財富以及死后的聲名不朽，并把這些視為對德行的報答。儒教不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與遁世，而且還把它們視為像雄蜂一樣的寄生蟲。”[19]。這構成了中國沒有產生資木主義的客觀原因。韋伯在論述近代資本主義企業(yè)家必不可少的“倫理”特質后說，“這種無情的、宗教上系統(tǒng)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義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賴于’此世的功利主義，有助于創(chuàng)造優(yōu)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隨之而來的職業(yè)人的‘精神’，而這種才智與精神，儒教始終是沒有的。也就是說，儒教適應現(xiàn)世的生活方式雖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內地被決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卻是由內到外地被決定的。這種對比有助于我們認識到，光是與‘營利欲’及對財富的重視相結合的冷靜與節(jié)約，是絕對不可能產生出以現(xiàn)代經濟的職業(yè)人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盵20]。

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韋伯和馬克思的分析路徑恰恰是相對的。但是，學術上的分歧并不代表韋伯對馬克思全部思想的否定。事實上，韋伯是非?？隙R克思的。包姆加凳在《馬克思?韋伯：行動角色》一書中曾援引韋伯對其慕尼黑的一個學生所說的話：“判斷一個當代學者，首先是當代哲學家，是否誠實，只要看他對待你才和馬克思的態(tài)度就夠了。凡是不承認沒有這兩個人所作的貢獻就沒有他們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們在其中從事學術活動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馬克思和尼采開創(chuàng)的?！盵21]

2 “韋伯熱”的背后

2.1 對“韋伯熱”的簡單述評

韋伯的思想是一個體系，通過肢解的方式將一個系統(tǒng)的研究體系分開往往會斷章取義。但韋伯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可以“單門獨戶”的――事實上，英語世界和漢語世界對韋伯的理解都是通過由部分到整體的方式，通過韋伯的各個專門問題的翻譯和研究進而達到對整個韋伯的認識的。這也是韋伯的學術著述與眾不同之處之一。

在“韋伯熱”的研究中，對韋伯學術的畢恭畢敬偏多，但對韋伯的批判少之又少。任何一種學術觀點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不可能毫無破綻。如果不管具體的時空環(huán)境，只是生搬硬套韋伯的觀點，那么既是對學術的不負責任，也是對“韋伯”的曲解。事實上，因為特定的時空背景，韋伯的學術見解中也是有瑕疵的。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經濟的崛起，說明了傳統(tǒng)的儒教也能促進經濟的發(fā)展。甚至很多學者呼吁，應該挖掘以儒教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進而促進中國等東亞國家經濟的發(fā)展。

2.2 韋伯命題與環(huán)境問題――一個新的話語體系

韋伯雖然沒有使用過現(xiàn)代化這一術語，但是韋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解釋，則是現(xiàn)代化理論的發(fā)軔，為現(xiàn)代化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樣是中國現(xiàn)代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論資源?！盀槭裁粗袊鴽]有發(fā)展出理性資本主義”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國學界稱為韋伯命題“韋伯命題”[22]。

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新教教義的世俗版本[23]。而清教徒的“天職觀”事實上在人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提供了精神動力。事實上，這也構成了今天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跑步機”（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消費的跑步機”（treadmill of consumption）的根源[24]。所以，韋伯命題和當前環(huán)境的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似乎又構成了一個新的話語體系。

3 結論和討論

韋伯的學術研究涉及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法律、宗教、經濟和文化等諸多領域，可以說被不同領域的人同時奉為“經典作家”。而且，仿佛韋伯的任何講演都會對學術產生很大的影響。

即使在社會學領域，韋伯的研究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宗教社會學以外，韋伯關于法律社會學、統(tǒng)治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現(xiàn)在似乎都已經成為經典。所以，“韋伯熱”也不是韋伯在某一個學科或某一領域的“熱”，在某種程度上“韋伯熱”已經如同其學術研究那樣，形成了一個體系。而本文僅僅是就社會學領域的“韋伯熱”的若干基本問題進行探討。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對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和宗教社會學兩個方面進行側重分析，力圖通過這兩個基本的維度對“韋伯熱”進行學術分析和研究。而要深入和全面地理解韋伯，深刻地闡釋“韋伯熱”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就目前學術界對韋伯的研究興趣而言，可以預言的是，“韋伯熱”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會持續(xù)下去。屆時，“韋伯熱”會有更多的維度。

參考文獻：

[1][2][8][21]科塞.社會學思想名家――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下的思想[M].石人，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4] 蘇國勛，馬克斯?韋伯：基于中國語境的再研究[J]. 社會，2007（5）.

[5]蘇國勛.“韋伯熱“及其三種形態(tài)[R].中華讀書報，1998-4-15.

[6][9][10]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冊）[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7]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1]-[13]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剛，等，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4]-[20] 韋伯.儒教與道教[M].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2]尹紅群.韋伯命題與中國現(xiàn)代化研究[J]. 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

篇8

關鍵詞:法律解釋;司法裁判;思維方法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2-0215-01

1 法律解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法律解釋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法律適用的前提,又是保障法律活力和促進法律發(fā)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1)法律是抽象概括的,而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只有對法律做出理解和解釋,才能將法律適用到具體案件當中;

(2)法律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而社會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中有對法律進行解釋,才能使法律適應社會不斷變化的需要;

(3)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決定了任何制定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通過解釋,法律才能趨于完善。

總之,法律非解釋不能適用。這種結論不僅得到人類法律實踐活動的證明,而且在法學界已成為不可爭辯的事實。法學家德沃金認為:“法律是一種闡釋性概念”;政治家漢密爾頓等人認為:“法律如果沒有法院來闡明和界定其真正含義和實際操作,就是一紙空文”;哲學家伽德爾認為:“法律不是擺在這兒供歷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過被解釋變得具體有效”;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也認為:“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jù)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事實上,法律解釋活動是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作為法官應該掌握的一門基本方法和技巧。法律解釋不僅直接決定了被告人的命運,還直接影響了司法的公正,因此,無論是對于訴訟活動中的當事人,還是公訴人,法律解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法律解釋體現(xiàn)公平、公正與正義,其運用的解釋方法就非常重要。

2 法律解釋的思維方法

關于法律解釋的方法,在理論上依據(jù)不同的標準可有多種分類方法。比較常見的有,將法律解釋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兩大類,其中又可細分若干小類,例如文義解釋、擴張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系統(tǒng)解釋、歷史解釋等十幾種方法。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提出法律解釋有四個基本要素,即語法要素、邏輯要素、歷史要素和體系化要素。薩維尼認為:“不能根據(jù)自己品位和喜好來選擇四種不同的類型的解釋;必須將這些不同的行為統(tǒng)一起來,解釋才能奏效。不過,有時是這種解釋的地位突出,有時則是另一種解釋,只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這個方向不能變。”薩維尼所說的法律解釋四個基本要素,實際上是指法律解釋的四種方法。結合薩維尼的觀點,我們認為,法官解釋法律的思維方法可以有如下幾種:

(1)語言學方法?！罢Z言直接構成人類的存在方式。人類生活在自已的語言之中,人類的世界將從語言開始?！睂Ψ傻睦斫夂徒忉?離不開語言學的基本知識,需要運用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理解和解釋法律。運用語言方法解釋法律,采用的具體方法主要有:(1)語義分析方法。語義分析,就是采用語言的構成要素來分析來理解語言真實含義的一種方法。(2)語法分析方法。語法分析,就是根據(jù)語法邏輯、標點符號的運用規(guī)則、單句和復句的類型以及各分句之間間邏輯關系,來分析法律條文的應有含義和意義。(3)語境分析方法。語境分析,是指在使用語言中確定語言的含義和意義離不開對語言具體交際環(huán)境的分析,亦即語言分析歸根結底是一個如何分析語境的問題。由此表明,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官只有法律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掌握語言知識,學習和了解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和原理,熟練掌握和運用語言技巧與方法,來表達和理解法律和法律問題,以滿足司法裁判工作的實際需要。

(2)社會學方法。法律是以社會為調整對象的,并以為整個社會服務作為基本宗旨,故任何法律解釋不能脫離社會實際,使法律與社會之間造成隔閡。由此,法律解釋離不開社會學方法的應用與支持。社會學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是社會法學對法學的重要貢獻。應用社會學方法對法律進行解釋,大致分為如下步驟:先是對每一種解釋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進行預測;再確定社會統(tǒng)制目的,并以此目的來衡量各種解釋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看何種解釋更符合社會目的;然后將更為符合社會目的的法律解釋作為裁判依據(jù)。運用社會學方法對法律進行解釋,偏重于社會效果的預測和社會目的的考量,因而能使司法裁判貼近社會生活,并取得比較好的社會效果。

(3)歷史學方法。歷史學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是德國著名法學家薩維尼做出的一項重要貢獻,對德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影響巨大。利用歷史學方法對法律進行解釋,其目的在于力圖從法律規(guī)定產生時的歷史背景中確定規(guī)范要求的內容和規(guī)范目的,亦即重建立法者賦予法律規(guī)范的意義和目的,因此該解釋方法可以作為限制解釋和法律續(xù)造的工具。歷史學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意味著將歷史、社會和法律這些要素聯(lián)系起來,無疑有利于對法律文本的全面理解和正確解讀,因而是法律解釋的一項重要方法。“人類用不同的方式創(chuàng)造歷史和社會,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它,其中法律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創(chuàng)造力量和解釋方式這一。”反過來講,利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來解讀法律亦是同樣道理。

(4)系統(tǒng)論方法。系統(tǒng)論是從系統(tǒng)的著眼點或角度去研究整個客觀世界的,它強調看問題的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作為一種科學方法,它在自然科學、數(shù)學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都有應用。系統(tǒng)科學方法的應用,是指將需要解釋的法律條文與其他法律條文、整個法律制度或整個法律體系聯(lián)系起來,從該法律條文與它們的關系、在所屬法律體系以及有關法律規(guī)范和該法律制度之間的聯(lián)系等方面入手,系統(tǒng)全面地分析該法律條文的含義和意義 ,以防斷章取義,孤立、片面地理解法律條文。正如薩維尼所言,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是一個統(tǒng)一體,亦即是一個法律系統(tǒng)。故對法律的理解和解釋離不開系統(tǒng)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將法律文本置于整個法律系統(tǒng)進行理解和把握,從而能夠得出正確的認識和結論。

(5)目的論方法。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在他的《法的目的》一書中指出,目的是整個法律的創(chuàng)造者,法律乃是人類意志的產物,有一定的目的,受目的的支配,與自然法則以因果關系為基礎,有其必然的因果關系截然不同。故解釋法律應先了解法律意欲實現(xiàn)何種目的,然后以此為出發(fā)點來解釋法律,從而方能得其要領。人類是有意識的產物,故人類的任何活動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立地活動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司法裁判活動亦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為使兩種活動的目的性相一致,需要法官盡量探求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并根據(jù)該目的來解釋和適用法律,從而保證法律秩序的穩(wěn)定。因此,目的論方法亦是法官解釋法律的重要思維方法。但是,法官對法律的探求是一種有思考的服從,而不是盲從依據(jù)立法目的來解讀法律,因為隨著條件的變化,法律的含義和目的也會發(fā)生變化。法官的職責不僅僅在于適用法律,而且在于通過解釋法律的含義來發(fā)展法律,使其適應時展的需要。

篇9

【關鍵詞】音樂 音樂教育 學科

【中圖分類號】J6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24-0010-02

音樂是科學的，也是人文的。音樂的科學化，緣于古人對宇宙萬物本源的思考。其中，畢達哥拉斯學派關于音樂的和諧就是數(shù)的和諧（弦長比）的觀點，在樂器制造和音樂的音高、節(jié)奏、形式等方面對音樂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而為現(xiàn)代聲學奠定了基礎”。①中外一些相關理論研究與實驗證明，音樂能促進人的智力發(fā)展，從小接受音樂教育對兒童的成長有著積極的作用。接受過音樂教育的兒童，其創(chuàng)造性能力得到了培養(yǎng)，專注能力也得到了訓練，學習成績也得到了提高。漢斯?昆特?巴斯蒂安博士提出――“音樂使人聰敏”，學習音樂不僅可以幫助兒童的智力和品德得到發(fā)展，而且還可以提高兒童的音樂文化素質和審美能力，接受并創(chuàng)造音樂文明，進而使情操得到陶冶，人格得以完善。音樂最能夠展示孩子的天性，并且也會對他們的個性發(fā)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音樂在智力開發(fā)、陶冶情操方面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和作用，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重視幼兒音樂教育，努力探索和改進有助于提高幼兒智力的音樂教育方法和手段，積極開發(fā)幼兒智力潛能。

關于音樂教育對學生智力發(fā)展的影響、音樂教育與其他學科學習成績的關系等問題，國外的研究與實驗比較多。例如：德國的漢斯?昆特?巴斯蒂安博士以《音樂和它的作用》為題的一項長期科研項目的研究報告來說明“音樂使人聰敏，音樂可以增強人的社交能力，音樂使人具有創(chuàng)造性，音樂使人更自信”等；日本的鈴木先生通過長期音樂教學得出――“超常才能兒童是能夠在7歲之前顯示出來的”結論。②

在《終身學習、全面發(fā)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書里，說明了重視藝術教育的原因及其社會背景：“在21世紀，我們的教育必須發(fā)掘及培養(yǎng)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發(fā)展創(chuàng)意有許多辦法，藝術教育是其中最有效的。透過藝術教育，年輕一代可以在成長過程中建立開放、靈活、創(chuàng)新、審美以及相關的價值觀等特質。這些都是建立創(chuàng)造元素，必須在學校、工作間以及生活環(huán)境中受到重視。”

作為科學、藝術和人文的統(tǒng)一，音樂教育日益被強調作為一門科學去研究學習，這顯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發(fā)展了音樂教育，使它和諸多學科，如教育學、心理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等的聯(lián)系日益加強，這無疑促進了音樂教育的發(fā)展；弊端在于忽視了音樂教育的藝術屬性和活生生的音樂本身。音樂教育不同于其他自然學科的教育，主要并不是通過機械地訓練技術和一味地灌輸知識，而是通過學生自己的音樂實踐，潛心地傾訴好的音樂、個別地和集體地唱和彈奏好的音樂，并綜合音樂、語言、動作、舞蹈、游戲等各種因素，來掌握技術和知識。音樂對人們的教化，也遠遠不止于道德方面，更不局限于音樂，而對于整個人的形成和素質都有莫大的功能。

藝術作為文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和載體，同廣泛的文化領域有著天然的密切聯(lián)系，這是藝術與其他學科相融合的基礎。

音樂教育過程中，很容易發(fā)現(xiàn)數(shù)學的存在，從學習音樂起，起初認識的五線譜，五條線與四個間，從樂曲開頭的拍號，四分之三拍、八分之三拍，再到一拍一個音，一拍四個音等等，無處不與數(shù)學計算有關，數(shù)學在音樂中完美演繹著自己。通過音樂教育對數(shù)學有足夠的領悟力和活躍性。數(shù)學學科是一門思維活躍的學科，學好數(shù)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個可以通過音樂教育學習的人，從剛開始學習數(shù)節(jié)拍，再到識譜及音值的區(qū)分，這樣把音樂與數(shù)學巧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學習音樂的人有機會去領悟和運用數(shù)學。所以學習音樂對數(shù)學有足夠的領悟力和活躍性。通過學習視唱練耳時，聯(lián)系視唱通常把譜子原調進行移調，如G大調轉換為A大調（見譜例1、2），向上一個大二度，通過函數(shù)和統(tǒng)計列表，這看上去就方便多了。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學好文化課，業(yè)余時間越來越少，不妨在學習樂器時，讓音樂注入數(shù)學學習當中，說不定可以將自己的數(shù)學學習生活裝扮得多姿多彩，學習過程更加得心應手。

藝術與語言也是相互支持、相互結合的，語言可以表達藝術的感受和理解，藝術可以描繪語言的內容，美妙的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藝術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人類的一種語言。拿音樂來說，它與文學關系密切，音樂教學可與語文教學（詩詞、戲劇段落等）溝通；音值、節(jié)奏等內容可與數(shù)學中的數(shù)量概念綜合講解；節(jié)奏與自然界現(xiàn)象、與人的生理現(xiàn)象以及人的運動方式有關，教學時可與自然常識課溝通；體育課的廣播操、韻律操等與音樂節(jié)奏感、韻律感的聯(lián)系很緊，也能夠有效結合；某些音樂與特定的民族、地理、歷史條件、語言語音特點、生活習俗、文體交流等有著密切聯(lián)系，故音樂課與歷史課、地理課的結合也并不困難。

隨著音樂教育的改革，人們也在不斷反省以往音樂教學存在著什么樣的突出問題以及問題的癥結所在?，F(xiàn)實中音樂教學的專業(yè)化傾向，片面強調專業(yè)技能訓練，在一定程度上把音樂教學等同于技能技巧的傳授與掌握，它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是作為人文課程的音樂的人文性、文化性嚴重喪失。美國音樂心理學家穆塞爾曾提出，音樂教學在兩個意義上必須注意相互的關系，即內部的相互一致，和學校工作的其他方面建立起自然的聯(lián)系。對于內部的相互一致問題，穆塞爾解釋說，像欣賞課就必須同其他音樂教學工作結合起來，應把它滲透到一切音樂創(chuàng)作和演出計劃里去；而聲樂和器樂的教學工作必須融合成一個密切而有效的統(tǒng)一體。

從歷史角度分析，音樂曲目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能向人們提供更深刻的認識，而且能夠拓展對音樂的理解。為了增加學生對音樂的理解，學生要研究作曲家的生平，研究作品起到了哪些作用，討論作品產生的背景，思考并撰寫有關作品的作文，研究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是怎樣變化的。教師鼓勵學生將所學作品與其他同期歷史背景下的作品相比，同時也鼓勵他們從地區(qū)性、全國性和世界音樂史的角度來學習樂曲。通過對音樂的認識，了解音樂的目的及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和不同時代的價值觀，學生能夠掌握知識，并對歷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注 釋

①〔美〕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湯亞汀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12

②李芳.音樂教育對兒童智力發(fā)展的影響――以呼和浩特市區(qū)兩所小學學生中的抽樣調查為例[D].內蒙古師范大學，2008

篇10

關鍵詞：人格；健全人格；歷史教學

健全人格的培養(yǎng)是教育永恒的主題。所謂健全人格，即個體在行為中經常表現(xiàn)出來的適應環(huán)境和協(xié)調社會的能力，敢于抗挫善于自我調控的意志品格，勇丁創(chuàng)新的開拓精神和塌實穩(wěn)重的工作作風，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奮斗精神和樂觀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等優(yōu)良的人格特征。

歷史教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在文化基礎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哂刑岣邍袼刭|的教育功能。在當前進行的課程改革中，歷史教育應該凸現(xiàn)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的宗旨，樹立歷史教育的人格本位，在立足本學科教育陣地的基礎上，發(fā)揮其人格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幫助學生在完成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訓練的同時，促使他們健全人格的形成和發(fā)展。本文僅從歷史教育教學這一側面，談點粗淺認識。

一，結合歷史知識教學，加強對學生的人格熏陶

通過對職業(yè)學校低成就生的調查分析，發(fā)現(xiàn)問題生是職校低成就生的主體。問題生是指在心理素質特別是在思想認識和意志品格上有不良障礙的學生。他們學習成績落后的原因不是智力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是人格上的缺陷造成學習的障礙，所以進行人格教育顯然意義重大?？茖W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是優(yōu)良人格的重要特征，是推動學生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動力。通過“三觀”教育教學生學會做人。首先，要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將愛國主義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在教學始終。如通過向學生介紹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自信心；向學生介紹近現(xiàn)代史知識讓學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向學生介紹家鄉(xiāng)的歷史等，讓學生產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次，在教學中還要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培養(yǎng)他們的審美能力，使他們懂得什麼是美，什麼是丑。如介紹孫臏、司馬遷、李白、鑒真等人事跡，幫助學生養(yǎng)成為追求真理矢志不移的頑強意志，介紹顧炎武、霍去病、文天祥、、夏明翰等人事跡，培養(yǎng)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介紹哥倫布、麥哲倫等人事跡，培養(yǎng)學生克服困難、勇于探索的品質。還有，在教學中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現(xiàn)代人意識，向學生灌輸現(xiàn)代人所應具有的科技、法治、開拓、競爭、環(huán)保等意識。如講述西晉的少數(shù)民族內遷、北魏孝文帝遷都時，可以補充說明導致這些事件出現(xiàn)的環(huán)境、氣候等原因；講大運河的開鑿可介紹大運河的今昔；講三次產業(yè)革命，注重介紹三次產業(yè)革命都是科技革命的結果，指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等等，通過這些具體史實的講述來增強學生的現(xiàn)代人意識。也利于拓寬學生思維的廣度，加深思維的深度。

二、改革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建塑優(yōu)良人格

優(yōu)良的人格，需要反復地磨煉、修正和健全。在歷史教學中，要根據(jù)學生的認知結構、年齡層次、心理特點，改革教學方法，加強對學生的人格建塑。

1.培養(yǎng)興趣，調動學生學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興趣是成功的動力和源泉。誘導“參與”是一種真正發(fā)揮學生主體作用的教學方法。它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深入到歷史活動中，喚起對歷史內容本身的親近感，激發(fā)探究歷史的興趣。如講授的杰出人物譚祠同時，誘導：在頑固派發(fā)動時，他為什麼不聽人們勸告出走日本，卻留下來英勇赴死?假如你是他，你會怎樣抉擇?學生非?；钴S，他們聯(lián)系當時的歷史背景，各抒己見。這樣極大的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收到了較好的教育教學效果。并在潛移默化中培養(yǎng)了學生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了他們的綜合思維能力，有利于學生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和發(fā)展。

2.因材施教，培養(yǎng)學生獨立人格。就是正視學生中存在的智力差異、心理差異、人格差異等客觀事實，并根據(jù)差異來確定教法和制定教學目標，以求讓每個學生都找到適合自己才能發(fā)展的獨特領域，樹立起學生對自己的信心。教師要潛心鉆研教材，了解學生特點，從學生實際出發(fā)確定教學目標。在教學中，充分發(fā)揮教師的教育機智，細心呵護學生心理，培養(yǎng)學生的自信心。對他們的點滴進步要及時地予以表揚和鼓勵，讓他們不斷享受到成功的喜悅和快樂，逐步消除自卑等心理。

3.要鼓勵競爭，培養(yǎng)學生勇為人先的優(yōu)良品格。競爭意識是克服人格缺陷的一劑良藥，是推動個體戰(zhàn)勝自我、超越他人的精神動力。在歷史教學中，可以適當組織歷史知識搶答賽、歷史小論文評比、開展專項歷史資料的收集、展覽、評比活動，發(fā)揮學生的個性特長和興趣，調動他們積極向上、勇為人先的內在能動性，幫助學生形成敢于拼搏的人格品質，以推動他們人格的不斷完善。

三、提高教師素質，展示人格魅力。

教育界有句名言“身教重于言傳”但是要明白，教師如果沒有人格力量，不能率先垂范，事實上也就不可能進行真正的身教。作為教師，如何健全完善自己高尚的人格?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那么當代歷史教師應該具備哪些必備素質?一，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歷史教師要有強烈的事業(yè)心和責任感。要有為教育事業(yè)獻身的精神，熱愛學生。二，要有扎實的教育理論及專業(yè)素質。除了有足夠的專業(yè)知識外，還必須具備較強的自學能力和問題判斷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質等。最后，還要有很強的科研創(chuàng)新素質。教育的發(fā)展日新月異，也給教師提出更高的要求。當今歷史教師還要有很強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教育科研能力才能適應時代的發(fā)展。

四、構建評價體系，促進人格養(yǎng)成。

歷史學科是一門人文性很強的社會學科，應該把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培養(yǎng)學生健全的人格作為主要教學目標也就是主要評價目標加以落實，　評價的內容、標準、方法要體現(xiàn)多元化、多樣化、科學化、規(guī)范化。在評價學生時既要看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看學生的道德品質、學習能力、交流與合作、個性與情感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等?？赏ㄟ^行為觀察、情景測驗以及考試、辯論、表演、等靈活多樣、開放動態(tài)的測評方式客觀、全面、準確地評價學生。而不僅僅以學習成績的好壞作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生養(yǎng)成健全的人格，有利于歷史學科更好地適應新時期社會和教育發(fā)展的需要，從而推動整個教育教學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1]陳敬樸著《基礎教育概論》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朱慕菊主編《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